王晓东

以研究细胞凋亡著名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似乎一直习惯将自己隐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回国十三年来，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他，让公众最 为“熟知”的形象应该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下称“北生所”)创始人兼所长。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高效研 究所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研究人员科研自由和空间。低调王晓东的这点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还得 归功于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引起的轩然大波。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优秀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回过头看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不屑’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 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第一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最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最大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最好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内行’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 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最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 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

9月28日晚上，&ldquo 2013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rdquo 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被授予&ldquo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rdquo 。许晨阳、焦丽颖、周树云、张远波、沈晓骅、蔡亮、高浩、陈宇翱、王勇等9位青年学者被授予&ldquo 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rdquo 。 　　著名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为王晓东颁奖。王晓东博士因在细胞凋亡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2004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于2006年获得邵逸夫&ldquo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rdquo 。本次获奖，除表彰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外，也奖励其在建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卓越贡献。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经过10年的建设，该所已经跻身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 　　&ldquo 求是杰出科学家奖&rdquo 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创设，这一基金会由查济民及其家族于1994年捐资2000万美元设立。

制图：蔡华伟 　　每当我国科学家在某个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相关论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研究有啥实际用处?能治疗肿瘤还是能多打粮食? 　　类似的声音还有许多：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不能少搞点玄妙的基础研究、多搞些实用的技术研发?中国的基础研究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一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奖?&hellip &hellip 　　针对不少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从今天起，我们推出连续报道&ldquo 四问基础研究&rdquo ，诚请大家共同关注和探讨。 　　&mdash &mdash 编者 　　从普通科研人员到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高智商的精英们经常被一个简单的问题问倒：基础研究有什么用? 　　那些玄妙深奥的新发现、新突破，既不创造经济效益,也不解决实际问题&mdash &mdash 除了发发文章，基础研究还能有什么用?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 　　如果没有电磁理论，就不会有后来的电动机和无线通信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三大类科研活动中，基础研究既不像应用研究那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产出的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也不像技术开发所产生的新产品、新方法、新技术、新材料那样具有实用价值。 　　&ldquo 但技术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的源头和根基，就是基础研究所产出的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rdquo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告诉记者，&ldquo 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都是依赖于基础研究创造的重大发现。&rdquo 　　&ldquo 如果没有电磁理论，就没有今天的电和无线通信。&rdquo 徐旭东举例说：19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据此在1831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 在法拉第电磁理论的基础上，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把数学方法引入这一研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一预言得到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的实验证实 1895年，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据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无线电报系统，人类由此进入无线电通讯时代。 　　&ldquo 没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没有今天的载人航天 没有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就不会有今天的疫苗。&rdquo 徐旭东说，&ldquo 基础研究对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包括科学家本人的想象。&rdquo 　　&ldquo 基础研究是科技之本，没有好的基础研究，一定不会有杰出的技术创新。&rdquo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说，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以色列，世界上所有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都非常强 反过来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很好、技术创新很差。&ldquo 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来说，基础研究相当于地基 如果没有厚实的地基，是盖不出高楼大厦的 即使勉强盖起来了，也一定是海市蜃楼。&rdquo 　　基础研究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捷径 　　如果没有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就不可能有震惊世界的&ldquo 两弹一星&rdquo 　　施一公有中科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等三个院士头衔，但他最看重的，还是&ldquo 清华大学教授&rdquo 这一个。&ldquo 我回到清华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事研究、培养学生。&rdquo 　　&ldquo 说到人才的重要性，&lsquo 两弹一星&rsquo 是最好的例子。&rdquo 施一公说，如果当初没有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回国效力，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仍然引以为豪的&ldquo 两弹一星&rdquo 。&ldquo 在&lsquo 两弹一星&rsquo 元勋中，大部分科学家在国外留学时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回国后他们服从国家需求，转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他们研制&lsquo 两弹一星&rsquo 所凭借的，正是在国外跟从导师做研究时所接受的严格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rdquo 　　施一公认为，基础研究是培养创新人才最好的方式。 　　不搞基础研究的教授不是照样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吗? 　　&ldquo 当然可以，但层次可能很不一样。&rdquo 施一公说，从事基础研究需要接触最前沿的科学进展、运用最新的科学仪器和科研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的学生创新能力，与只接受旧知识、旧方法的学生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ldquo 基础研究最能培养年轻人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rdquo 　　&ldquo 基础研究的第二个直接产出就是人才。&rdquo 徐旭东说，学生们在基础研究中接触了前沿的科学知识，掌握了先进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独立工作后根据各自的兴趣、特长，既可以继续从事基础研究，也可以转入下游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ldquo 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培养出的各类创新人才，创新驱动就很难实现。&rdquo 　　基础研究是孕育科学精神的摇篮 　　如果多数民众具备理性、求真、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可能就不会有&ldquo 大师&rdquo 闹剧和PX恐慌 　　在科学家看来，基础研究不仅推动了技术进步、培养了创新人才，还孕育了不容忽视的科学精神。 　　&ldquo 基础研究特别是实验科学，讲究的是证据和逻辑，靠的是独立思考，而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内核。&rdquo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认为，科学精神不仅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也是现代公民成熟的重要标志。&ldquo 是否具备科学精神，不仅关乎科学自身，还关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rdquo 　　&ldquo 求真、理性、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科学家和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土壤，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很难成为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的发源地。&rdquo 徐旭东说，&ldquo 当科学精神渗入民众的思想、内化成他们的行为，所带给整个国家的滋养将远远超出科学领域。&rdquo 　　近年来频繁上演的张悟本、李一、王林等&ldquo 大师&rdquo 闹剧，以及沸沸扬扬的PX困局和转基因口水战，让很多外国友人大跌眼镜。王晓东和徐旭东认为，如果多数公众具备理性、求真、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现象。&ldquo 你不懂不要紧，可以去查寻、求证。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像小孩子吵架，不顾事实、不讲道理。&rdquo 王晓东说。 　　&ldquo 令人担心的不仅是科学精神缺乏，还有科学信仰危机。&rdquo 徐旭东说，在许多事关科学的事件中，许多人不相信科学家的解释，却对非专业人士的话信奉有加。&ldquo 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很弱、缺少科学大家，怎能让民众建立对科学的信仰?如果我国的基础研究非常强，科学家像明星大腕那样受人推崇，情形会完全不一样。&rdquo 　　在乘凉的同时也要种树 　　如果中国在科学上做不出像样的贡献，教科书中的定理、定律都是外国人发现的，怎么让别人尊重你? 　　&ldquo 评判基础研究的价值，必须要有整体观、大局观，不能只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尺子。&rdquo 王晓东说，&ldquo 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野，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它不仅极大推动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也对文学、艺术、哲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dquo 　　回顾科学发展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ldquo 地球是宇宙中心&rdquo 的错误认识，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ldquo 神创论&rdquo 和物种不变说，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细胞学说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也为辩证唯物论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 　　&ldquo 基础研究所获得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现，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本国的技术研发，也让一个国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不仅极大提高了本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也会显著提升这个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rdquo 徐旭东说，&ldquo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必须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教科书中的定理、定律都是外国人发现的，怎么让人家尊敬你?&rdquo 　　&ldquo 搞基础研究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眼光，也应该有&lsquo 自己栽树、别人乘凉&rsquo 的广阔胸襟，不能只管乘凉、不愿栽树。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该在基础研究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时候了。&rdquo 王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