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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施一公:当院士不是我的归国目标
    【人物名片】施一公:河南人,44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并不是那类“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   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高度关注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返流”。   这一次,是在中国。12月9日,2011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选名单发布,施一公落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立刻撰文鸣不平,媒体迅即跟进、中科院出面声明……一时,施一公被卷入舆论漩涡。   12月17日-18日,这位“被新闻”的生物学家在南京理工大学参加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并接受新华日报独家专访,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畅言对国内科研环境、文化环境的看法。   “对科技现状要居危思危”   名人坊:院士选举在中国是个热点事件,牵涉很多人的视线,这次您落选也成为新闻。   施一公:特别不想谈院士评选的问题,这是件复杂的事。   名人坊:为什么不愿意谈呢?   施一公:很简单,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太多了,关注度太高了。不应该这样。我从2006年开始在清华建立实验室团体,整整五年了,全职回来也已经整四年了,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名人坊:您指的是什么问题?   施一公:社会对科技界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改革科技体制?如何创新科研文化?   名人坊:您的判断是什么?   施一公: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它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而言更为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危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应该不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名人坊:细枝末节,主要指的是些什么现象?   施一公:比如院士评选,自然有上有下,何劳全社会议论?再比如科技界极为关注的打假,我可能是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少数派”。在科技界,打假是主流吗?学术不端固然可恨,但是纵观自然科学历史,造假抄袭的结果也许会浪费个别实验室、个别科技工作者的时间、资源,也可能使某些个体获得了暂时的不应该的名利,但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对于整个科学发展而言实在无关轻重。中国科技界的问题不是假的东西太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令很多国人盲目乐观,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了。但是别忘了,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有过GDP世界第一的辉煌。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关注如何让科技进步支持国家强大、经济持续发展,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偏离了主题,小事放大,全民攻击。现在有太多严肃的学术问题,被娱乐、被炒作,在学术圈内部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   名人坊:我们采访过的丁肇中先生,对社会问题不置一词,单纯得像孩子。国内的科学家或者各行人士,往往被社会现实逼成“愤青”。   施一公:太对了。所以我不得不说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真的鼓励创新吗?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创新需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包容百家之氛围,中国的大学鼓励创新文化吗?我们的文化强调平均、平和,几乎无条件地尊敬师长,我们往往枪打出头鸟,这与创新相符吗?   我常常鼓励、甚至怂恿我的学生,挑战我,向我发问。你要想走远的话,你得有脾气。我讲过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尤其是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我倒觉得有一些脾气的学生很有机会。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我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陈规的思想,而中国文化欣赏“乖孩子”,这与创新背道而驰。   “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全职工作”   名人坊:您谈了很多“坏风气”,你也不适应“坏空气”,空气污染诱发了你的咽炎。为什么还要回国?   施一公:别听我说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在美国时为爱国、护国做了多少出头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个我们有机会再细聊。我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成年后在美国生活的年份超过了在中国。有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深深触动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国方方面面都没有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那我们也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名人坊:听说您还是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的倡议者?   施一公:是的。你看,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十大开国元帅中6位曾留学海外、23位“两弹一星”元勋21位是“海归”,海外留学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所以我写博客呼朋唤友: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国,这里有你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们对你充满了期望。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名人坊:然而您说的问题,是所有海归科学家都要面临的“本土文化冲突”,你们怎么与之共舞?   施一公:我回国四年,有时会有点悲壮的感觉,甚至对未来也会感觉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有我的乐观。有位加盟清华生命科学院的“海归”年轻教授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就坦率地问: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答他: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刚才,我对南理工的学生也是同样的话:注意啊,微小改变中国!靠什么?靠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个人默默努力,默默成长,就像草一样。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时代。   记者手记   这篇稿子的见报最终还是错过了最佳发稿时间。那几日,施一公落选院士被大量报道,上了新浪首页,而新华日报记者在南京获得了与当事人独家对话的机会。但是,与“博眼球”相比,报道的准确性、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更为重要。我们选择了等待。   施一公的认真让人印象深刻。“你们给我的时间太少,既然是我的专访,我一般要看三四天,我要对我的话负责”。数日中,与记者短信、电话、邮件往来多次,深化交流,记者重写,他重看。   他在邮件里说,“这些观点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大众阐述,对我意义非凡。这是我们过去几百年的问题所在和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我非常希望这些观点在访谈中充分体现,让世人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境地。相对上述命题,某某话题,实在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 施一公落选院士是因国籍问题
    相关新闻专题:聚焦2011年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增选   继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常委会副主任、医学组组长曾益新院士对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落选院士发表评论后,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院士亦作出回应:饶施二人落选并非其学术水平问题,其中施一公落选主要是国籍问题,“当初申报院士的时侯,还没有证明己从美国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   该院士系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具投票资格的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他说,施一公的国籍问题到院士增选后期才得到证明,而具美国国籍者本不能申报院士。   上述院士认为绝大多数院士是从全局和院士标准和条件考虑,才没有投票给施一公,“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增选院士的条件”。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被推荐人需要提交当前有效的中国国籍证明,即中国国籍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饶毅为施一公抱不平。他在12月9日发表的博客文章中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已依据官方证明正式确认候选资格的情况下,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却仍争议施一公国籍问题,而施此时已获得中国国籍、放弃美国国籍。   院士增选程序相对严谨。饶毅也承认,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增选制度设计和程序无可厚非。   增选初始,各学部常委会将本学部院士按专业划分为若干评审组(每个评审组应不少于15人),同时将本学部的有效候选人亦相应分组。首先通信评审,产生初步候选人。之后是会议评审,产生正式候选人。这个阶段需要各学部召开评审会议,对初步候选人逐一进行评审,主审小组介绍初步候选人情况和主审小组意见。   在院士选举最后阶段,学部常委会组织本学部院士对本学部的正式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根据票数多少依次入选。   今年选举中,与施一公在第二轮小组审议遭遇国籍问题不同,饶毅在第一轮即没有经过小组讨论而出局,即未能没有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   对于饶毅出局的原因,上述院士也坦承自己的看法:饶毅可能因为回国时间太短。不过该院士认为,“每个院士都有独立的思考和个人见解来投票,我想无人能作出一个绝对肯定的回答。”   该院士称,饶毅和施一公的情况有所不同,前者是经院士背靠背凭个人判断投票选举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在院士大会上经推荐介绍并讨论,再经投票的结果。   谈及饶施二人落选对海归可能带来的影响,施一公告诉《财经》记者,“我非常希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回归不受影响。我相信,对绝大多数海归而言,他们回国服务的目的中没有拿到院士称号这一点。中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的科技水平相对于美国落后很多,令人忧虑 我们的创新能力有限,今后的经济转型困难重重 国家在当今还比较困难的时候为海归搭建了优秀的创新创业平台。这些都是海外有识之士回报祖国的原动力。”
  • 施一公、饶毅批中国科研文化
    人民网北京9月19日电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杂志9月3号刊推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该文邀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撰写。   文章直指“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即“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并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文章认为在经费不断增加、科研界改变意愿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   原文中文译稿如下:   中国的政府科研经费正在以每年增加20%的速率增长,这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的预期。理论上,这可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真正卓越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的成功形成互补。然而,在现实中,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原因在于体制,另一些在于文化——正在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   尽管科学的优劣仍然可能是获得较小型的科研经费——诸如那些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的关键,对于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额度从数千万到数亿元人民币(7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的巨型工程而言,科学的优劣的相关性就小了很多。对于后者,关键在于每年发布的具体描述科研领域和项目的资助申请指南。它们的表面目的是为了勾勒出“国家需求”,但是这些指南的描述常常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几乎没人怀疑这些“需求”根本不是国家的 相反,打算把经费授予谁却很明显。这些发放经费部门的官员们任命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年度指南。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常听取这些官员的话而且通常会与后者合作。“专家意见”仅仅反映了很小的一批官员和他们钟爱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向下的方法遏制了创新,而且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与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的科学家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决定了指南编写的整个过程。 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的项目经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专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常常奚落这个有问题的资助体制。然而,一个悖论在于,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也接受这种体制。一些人认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些惯例。这种文化甚至渗透在那些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学者的思想中 他们迅速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参加助长了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家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拉关系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研讨会、讨论科学、做研究,或者训练学生(相反,他们把学生当成了他们实验室的劳动力)。这些科学家中的大多数因为太忙而不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露面。其中一些人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关系来评审项目经费申请人,而轻视了科学的优劣。   我们无需在此详细阐述科学研究和科研经费管理的伦理准则,因为中国科研界的大多数影响决策者都在工业化国家受过教育。但是彻底改变这个体制绝非易事。那些受到现有体制偏爱的人抵制有实际意义的改革。一些反对这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资助机会而选择保持沉默。另一些希望改革的人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而不是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乘着经费不断增加、人们打破具有破坏性的习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势头,现在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开端可以是根据科学项目的优劣来分配所有新的项目经费,而不考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文化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一种培养而非浪费中国创新潜力的体制的主要支柱。    施一公是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shi-lab@tsinghua.edu.cn。    饶毅是中国北京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电子邮箱: yrao@pku.edu.cn。

施一公相关的方案

  • 食品中总汞检测方案(测汞仪)
    在天然本底情况下汞在大气、土壤、水体中普遍存在,而且通过冶金、电池、医疗、化 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的燃烧等工业过程,大量的汞被不断的排放到空气中,在大气 中的汞极易随气流迁移,再通过自然沉降,或降水过程沉降至地面,造成耕地受到汞的污染。由于汞极难被动植物体所分解,它又随着食物链被富集到我们的各种食品当中。又通过食品进入人体,汞被人体摄入量较多时会对泌尿及神经系统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因此汞是食品检测中一项重要指标。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特别提出,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中,汞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检测指标。《GB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了食品中汞的限量指标,《GB5009.17-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规定了直接测汞法测定食品中总汞的标准方法。 汞的分析测定方法一直是分析学者探索的重点, 目前测定食品中汞常用的方法有原子吸收法、原子荧光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ICP-OE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ICP-MS)。这些方法均需要进行样品前处理, 由于汞沸点低, 极易挥发,在传统方法的消解过程中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汞元素, 给总汞的测定带来一定的误差。DMA-80直接测汞仪直接测定固体或液体食品样品中的汞含量, 与传统方法相比, 具有取样量少、灵敏度高、精密度好、准确度高、简单快速, 无需进行样品前处理、无试剂污染等优点。
  • 直接测汞仪测定食品中的汞
    摘要: 建立食品中总汞的测汞方法。方法 对不同类型的食品和膳食样品(主要是谷物、奶粉、鱼类、蔬菜、水果等)进行汞含量的分析测定。采用直接测汞仪,样品无需进行任何消解,无论固体样品还是液体样品均可用汞原子蒸汽在253.65nm处得共振线具有强烈的特征吸收进行测定。本方法线性范围: 0~1 mg/kg,检出限为0.008 ng,相关系数( r)优于0.9990,相对标准偏差(RSD )均在5.0%以内。测定美国N IST标准物质牡蛎粉(oyster tissue,NBS 1566) 、菠菜粉( sp inach,NBS 1570)和国家标准参考物质鱼肉(GBW 10029) ,测定值均在标准值范围内。采用本方法两次参加FAPAS国际比对,测定结果的Z评分均在0.5之内。结论 本方法灵敏度高、简便、快速、准确,便于推广,适用于各类食品中总汞的测定。
  •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排放监测预警系统、符合建筑施工噪声监测国标、多场景解决方案
    一、方案背景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随着城市建设的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噪声造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致使扰民事件的不断发生,对周围人群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建筑工地的施工,大致可分为土石方阶段、打桩阶段、结构阶段、装修阶段等四个部分,但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建筑施工技术和施工效率的提高,各阶段的施工区分不是很明显,甚至各个阶段混合施工。 同时各个阶段的施工的主要噪声源各不相同,所以,建筑施工带来的噪声及噪声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也不相同。同时,由于施工单位的管理责任意识不足,为了注重工程的施工进度,无法按照建筑施工标准进行合理安全的施工。在建筑施工的土石方阶段和对一些建筑物拆除过程中,一般使用的施工机械有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这些移动性的机械设备是土石方阶段的噪声的主要来源,这对建筑工地周围的人群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 同时,各种大型的运输车辆的移动范围比较大,产生的噪音相对较少,但其噪声影响的范围比较广。而推土机和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工作范围较小,但其发出的噪音大,对周围的影响较大。根据现场试验测量,在建筑施工的土石方阶段,所使用的施工机械运作的噪声源的声功率级范围一般在100~120dB(A),而且其声源是无明显指向性的。在基础施工阶段,建筑施工场地的噪声源一般是各种打桩机、一些打井机、风镐和移动式空压机等机械设备。该施工阶段的噪声源大都是固定的声源,其中最主要的是打桩机噪声,虽然此阶段的施工周期比较短,但是建筑施工的噪声较大,噪声污染很严重。 因此,为防治建筑施工的噪声污染,改善声环境质量,我国制定有《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对于建筑施工噪声的排放有了明确的要求。

施一公相关的论坛

  • 施一公院士:归来8年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的归来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海归科学家的杰出典范。回国后,他为改善中国学术风气与科研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他的科学探索之路继续硕果累累。2015年,他率领团队解析了超高分辨率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https://mmbiz.qlogo.cn/mmbiz/9oILewCGzqryJUJIzfibgl7RC5CE8kIGMoNgoZHMOY2HGFlylZQ2zEljhQJ7zrFhvW9mIKCY9ZcuB445WUhjFnw/0?wx_fmt=jpeg施一公:归来8年   2015年9月19日,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一场科技奖的颁奖仪式正在举行。在场的有包括杨振宁在内的不少科技界的大腕。当天,施一公作为嘉宾应邀到场,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并不是这次活动的主角。然而活动一结束,他瞬间被潮水般的人群包围,年轻的学子们一脸兴奋地排队等待与他照相、索要签名。施一公无意中在那次活动中“抢戏”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之后,对科学家如明星一样的追捧,在国内并不那么常见。然而,归国8年以来,施一公的确一直是中国科技界的明星人物。他何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待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的话或许能解释部分原因:“施一公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了比在国外更好的、更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但不仅止于此。”  自回国以来,施一公经历了在《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落选院士、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出任清华副校长等一系列事件。每一次,他都引起外界的关注,也不时夹杂着质疑和争论。但无论怎样,施一公只按照自己的步调,朝着他当初立下的目标前进——犹如他每天的时间表一样稳定:夜里1点睡,早晨6点半起。“融入既是我适应国内,也是我参与改良国内学术生态的过程”  2015年12月11日,施一公当选《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5年度科技人物,并出席了当天的颁奖典礼。很少公开发表谈话的他说:“我觉得从海外回来水土不服是正常现象,这也是融入的过程,既是我适应国内,也是我参与改良国内学术生态的过程。回国8年了,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  在两年前的一场座谈会上,施一公同样谈到过关于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一方面,我希望适应清华的小环境、中国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完全改变自己,希望自己坚持原则。任何事情,只有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我才会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推动一些实质性的改革。从在生科院推行改革的实践中,我总结经验就是:既要融入,又要发展,同时要保持自己的core values(核心价值)。  然而,施一公回国以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并非像他今天说的这样云淡风轻。2011年,施一公与同为海归的北大教授饶毅一起进入到了中科院院士有效增选名单中,但在随后公布的第一轮初步候选人里,饶毅被拿下,而最终的新晋院士名单上,也没有出现施一公的名字。当年在各方瞩目下高调回国的施、饶二人,在院士评选中的遭遇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也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2008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资助,全职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纽约时报》曾在名为《逆势而上——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中开篇就用施一公作为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斯汀则表示:“他是我们的明星,我觉得他完全疯了。”  落选院士的消息传来以后,饶毅随即发表了一篇博客,声明今后将永不参加院士评选,并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后来,饶毅还撰写了一篇博客为施一公鸣不平。而施一公则拒绝了蜂拥而来的记者。时隔许久,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在我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  虽然没有把当院士作为目标,但施一公一直在努力适应国内的体制。在2013年12月低调当选中科院院士后他表示,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是“清华教授”这一身份,最喜欢别人喊他“老师”,而不是什么院士、什么“长”。  “影响中国”2015年年度科技人物授予清华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颁奖嘉宾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左)与施一公合影。“做事情,需要水到渠成。渠不到,水就到不了。”  “现在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国际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地利,就是国家的财力;人和,就是老百姓和领导人对发展科技的期盼与呼声。”对于自己回来的目的,施一公在5年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只是做学问的话,我肯定不会回来。我回来,就是要改变大环境。”  果然,施一公甫一回国就进入了公众视野,而不是仅仅作为一名科学家。2008年5月4日,他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关于创新创业人才问题研讨会并发言,习近平、李源潮出席了那次会议。会后,经过4周酝酿,他与北大的饶毅、陈十一向中组部提交了一个关于引进高水平人才、实施新时期人才布局的建议。随后,中国正式开始实施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大规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施一公是以“千人计划”第一批入选者的身份被引进回来的,实际上他也是这项计划的倡议者。  然而,“千人计划”出台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一个常见的非议就是:与那些早年回国的老海归相比,“千人计划”引进的新海归为国家少服务了很多年,却得到了比前者多得多的利益,这是一种不公平。尽管施一公本人一直否认新老海归存在矛盾,但作为“千人计划”的“代言人”,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不满情绪的靶子。  就在这种形势下,2010年9月3日,《科学》杂志发表了由施一公与饶毅联合署名的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文章痛陈中国科研文化的弊端: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文章在国内各大媒体被转载后,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都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施一公回忆说:“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当年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施一公和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施一公对此也感到欣慰。  然而一个月后,风向却突转急变,科技部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与事实不符”。科技部的回应还指出,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施一公当时解释说:“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们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谈及在《科学》发表的那篇社论,今天的施一公有更多感悟:“刚回来的时候比较着急,但原则性的想法至今没有改变。作为海归,如果我全盘接受国内现行的科技教育体制机制,那就等于放弃了我在海外长期学习和工作中获得的一些先进的理念,放弃了出国留学的一大目的,也愧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我的使命感。但是,任何一位海归,如果不能够尊重历史的话,融入就出了问题,就很难有大的作为。我的确对现在的科技和教育体制有一些看法,但我从未说过它全是不对的,我认为其中的一些元素是不适合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的。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医中药、也很支持中医药的发展,但这一点不代表中医药的现状没有问题,祖国的传统医学和药学需要进一步融入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如果你否定了中医,就等于否定了老祖宗的医学,还怎么发展?你全盘否定了过去,就是否定了过去所有人的努力。任何一个科研体制,一定是在过去某个阶段是合理的,只是随着时代变化,它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今天的发展了。做事情,需要水到渠成。渠不成,水就到不了。”  这段话的最好注脚,是施一公近年来的改变——不再在公共场合显露自己的锋芒。他减少了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极少发博客,此后公众再在新闻报道里见到“施一公”这三个字,皆是他又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论文或者在国内外领大奖的时候。偶尔接受媒体访问,他谈的也都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家庭生活。伴随着这种低调的,是他职位的提升:2014年12月12日,同一天的新闻先后曝出他出任清华校长助理与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的消息。8个月后,他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分管国际合作。  对于出任副校长一职,施一公表示,他当然愿意接手这个职务,可以发挥他比较了解国际一流大学的特点,服务于清华,让母校变得更好。对于他同时兼任的数个角色,记者问:“你究竟是更愿意做一个体制的改革者,还是只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施一公沉吟了片刻,才回答说:“为了科研能做好,有必要做一点前者。”  “很多人如果按照我的强度来工作,恐怕估计三天也坚持不下来。”  在清华,施一公被封为“风一样的男神”——说话快,走路快,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急性子,更

  • 清华施一公院士Nature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来自清华大学、剑桥生物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新研究中揭示出了人类γ-分泌酶(γ-secretase)的三维结构,该研究对于深入了解γ-分泌酶的功能机制,开发出预防及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及某些类型的癌症的新型γ-分泌酶抑制剂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论文“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human γ-secretase”发表在6月29日的《自然》(Nature)杂志上。清华大学的施一公(Yigong Shi)教授和剑桥生物医学院的Sjors H. W. Scheres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施一公研究组主要致力于运用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手段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集中于肿瘤抑制因子和细胞凋亡调节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重大疾病相关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胞内生物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 【建设一谈】施工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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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在北碚、璧山、永川等建立了数个材料加工基地,并先后承建了重庆国家大学科技园区、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高新区(南区)、重庆璧城工业园区路面工程,G212国道路面罩面工程、乡村嘉年华路面改造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以及长安集团152新厂区、重庆科技应用技术研究院科技大楼厂区道路、蓝黛实业璧山新厂区的惠普中国重庆厂区、英业达重庆厂区道路等重点企业厂区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铺装工程,全部工程项目达到优良,并受到客户的高度赞誉。公司主要经营重庆沥青路面修补施工公司,沥青路面维修修复修补,沥青道路公路马路施工队,小面积厂区小区沥青路面施工,沥青路面修补, 专业承接沥青路面铺装,沥青路面修补,修复,维修,沥青路面道路施工,重庆中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集沥青混合料生产与销售及施工为一体科研企业,主要从事沥青道路施工,钢桥面铺装等科研、设计、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工程管理,项目承包,小面积,小区,厂区,景区,园区,校区,乡镇,市政沥青路面工程,设计,咨询,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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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油漆工程施工 涂料工程施工 科漆士涂料厂(刘经理:023^68696660)供应重庆、贵州、贵阳、四川、成都、云南等地,涂料工程施工如果遇到涂层颜色不均匀怎么办?一、涂料涂层颜色不均匀的原因:1、混凝土或砂浆基层养护的时间短,强度低,太潮湿。2、基层表面光滑度不一致,吸附力不同。3、基层施工接槎留的位置不统一,表面颜色深浅不一致。4、使用的不是同一批涂料,颜色掺入量有差异。5、涂料没搅拌均匀或任意加水,使涂料颜色深浅不同。二、可采取以下几项预防措施:1、混凝土基层养护时间宜在28天以上,砂浆宜在7天以上,砂浆补洞的宜在3天以上。含水率控制在10%以内,混凝土或砂浆的配合比应相同。2、混凝土或砂浆的基层施工缝应留在阴阳角处或分仓缝处。3、基层施工应平整,抹纹应通顺一致,涂刷前将表面油污等清理干净。4、每批涂料的颜色料和各种原材料的配合比必须一致。5、使用涂料时必须随时搅拌均匀,不得任意加水。 重庆科冠涂料微信公众号搜索:科冠油漆涂料。以上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仅作为展示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适,请告知,我们会尽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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