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法

令人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引发国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也使立法机关对出台《食品安全法》更加审慎。 　　按惯例，一部法律草案一般经二次审议之后意见就基本趋同，三次审议后就将表决通过。 　　2008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食品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大家普遍认为，二次审议稿广泛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修改得比较好，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尽早通过。 　　谁料想，几天后爆发的三鹿有毒奶粉事件，让这部被千呼万唤的法律“搁浅”。 　　“这个法律名称再叫食品卫生法就不合适了” 　　“孔雀石绿、苏丹红、三聚氰胺，这些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化学名词，统统出现在食品事故中了。”食品安全法草案起草负责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痛心地说，“这些东西，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尝不出……” 　　据统计，仅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就有3000多人次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食品安全方面的议案和建议。 　　不过，到底是修改已有的食品卫生法，还是制定全新的食品安全法，代表们莫衷一是。 　　在李援看来，“卫生”通俗讲就是干净，注重的是食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环境，而“安全”就是无毒无害，已经深入到了食物的内在品质。 　　就在全国人大代表大规模建议修法之时，相关立法规划也随之启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食品卫生法列入了本届立法规划。次年，食品卫生法的修改工作就开始了。 　　随着修订工作的展开，草案的内容不断丰富，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以及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衔接的内容，已经大大超过了食品卫生法的内容。“这个法律名称再叫食品卫生法就不合适了”。2007年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食品安全法(草案)》，至此，方向敲定。 　　法律名称两个字的改变，意味着从观念到监管模式的提升。李援认为，此前对食品安全事故监控处于失控半失控状态。他坦言:“这源于监管体制不健全。”具体说来，一是食品的监管措施、方式有漏洞 二是缺乏规范企业行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 三是从田间到餐桌，多部门分段监管不衔接。 　　2007年12月，时任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受国务院委托作草案说明时透露，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行有关食品卫生安全制度和监管体制不够完善。对此，食品安全法草案对症下药，一一破解:建立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 建立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置机制，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强化生产经营者作为保证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分工明晰、相互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 建立畅通、便利的消费者权益救济渠道。 　　当时的舆论认为，食品安全法草案焊牢了食品安全监管链条。 　　针对三鹿奶粉事件，食品安全法草案作出了8项重要修改 　　起草者思考的问题，同样是审议者关注的问题。 　　在2007年12月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08年8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审议者不明白，“十来个部门怎么就管不住一头猪”?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参加执法检查时发现，卫生部门只检查卫生，看到有人给肉注水却管不了，因为那是工商部门的职责。多头管理，反而成了没人管理。为确保法律的实施效果，他们建议，将多头、分段的监管体制，改为由一个部门主管、实行全程监管，或者在原有监管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一个主管部门。他们还退了一步，“如果难以做到，建议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监管，其他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相互协调、各负其责”。 　　不过总体而言，大家普遍认为，二次审议稿修改得比较好，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尽早通过。 　　但是就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后的几天里，三鹿有毒奶粉事件浮出水面。 　　2008年9月10日，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出现多个婴儿患肾结石病例，疑为食用问题奶粉所致。11日，三鹿集团承认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稍后，不少品牌奶粉被检出含有三聚氰胺，近30万名婴幼儿受到损害，5万余名婴幼儿需住院治疗。一时间，老百姓“谈奶色变”。 　　这个突发事件成了食品安全法草案的试金石。 　　“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情况每天被披露，我们就对照着现在的草案，看对暴露出的问题是否能管得住。”李援说，“几乎是和事件发展同步的，今天看到有问题，就加一条，明天又有新的问题了，就再加一条。” 　　三鹿奶粉事件中，最致命的问题便是添加了三聚氰胺。为此，草案三审稿增加了两条规定，其一是卫生部门在制订食品添加剂标准时，要经过风险评估，证明食品添加剂是“安全可靠、技术上确有必要的”才能列入食品添加剂目录，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立法部门发现，三聚氰胺的添加是在奶站环节，也就是在牛奶被企业收购之前，就被添加了三聚氰胺，而奶牛养殖及牛奶收购站归农业部门管理。此前的草案中，因为规定食用农产品由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法负责，所以农业部门是被排除在食品安全监管链条之外的。于是，三审稿在二审稿“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对食品安全实行全程的监督管理”规定。 　　立法部门还注意到，对于三鹿奶粉存在的问题，很早就有人举报反映，但直到9月才被处理。为此，三审稿增加规定，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获知有关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立即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依法进行检测并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在这次奶粉事件中，有不少被检出三聚氰胺的产品是国家免检产品。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已经废除了食品的免检制度。草案三审稿更是从法律高度明确，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 　　…… 　　“‘民事赔偿优先’的规定，也是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才规定的。我们发现，按照规定，行政罚款就已经先让三鹿破产了。所以国家不能先把钱拿走，而是应该让民事赔偿优先。”李援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各相关部委对草案的每条规定都抠得非常细，“一定要明确责任和权力所在，以免将来出了事故之后责任不清”。 　　立法部门抓住了这次难得的自我修正的机会。到2008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第三次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已经作出了8项重要修改。 　　“尽管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修改意见坚持写上了。”李援说。 　　跨越两届常委会、经历了四次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得以通过 　　“食品安全法草案针对三鹿奶粉事件作出规定，非常必要和及时，也顺应民心。”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新草案这样评价。 　　2008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分组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又活跃起来。 　　如果没有重大分歧，法律草案一般经三审就会通过。那么这部在提交三审前作了较大修改的草案，要不要付诸表决?常委会组成人员有了分歧。 　　有委员认为，这次三审不安排通过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部涉及到民众生命健康的法律，应该认真地再审一审，再广泛听取一下人民群众的意见，让它更科学、更合理。但也有人建议这次会议审议后通过，因为“百分之百、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现在很需要这样一部法律”。 　　但是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普遍认为，修改后的草案还是有不足，尤其是监管体制问题。 　　“许多委员都提出，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都是在分段监管体制下发生。如果还维持这种监管体制，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就不可能改变。”李援说，这也是我们这次立法特别关注的问题，属于我这一段的我管，不属于我这一段的我就不过问，就使得一些信息、一些事故的处理不及时，造成我们的食品事故一旦发生，尽管有这么多部门，事故仍扩大和蔓延。“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教训非常深刻”。 　　“现在一下子让国务院把体制完全理顺还不太可能，但是这件事又非常重要。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体制的问题，以后再理顺。”牟新生等多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设立国家级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在草案二审时就曾有人提出过，但未被采纳，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终于被立法者接受了。“这是在分段监管体制之上的一个很大的推进。”李援认为，“有了一个国家层级的协调机构，就可以对各个底下监管部门的总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出现问题以后进行协调，然后把这些漏洞都给补上。” 　　接下来，全国人大又采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对三鹿奶粉事件中出现的“明星代言”问题作出规定，要求代言明星承担连带责任。 　　草案的四审，原本被安排在2008年12月进行，但由于一些重要问题尚需明确，四审又被顺延两个月。2009年2月28日，跨越两届常委会、经历了四次审议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以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经表决通过。 　　回顾食品安全法的立法过程，李援深有感触地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催生法律的制定，在世界各国都不例外。” 　　不过还是有人对此感到“后怕”———如果没有三鹿奶粉事件，或者发生在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又将是怎样的情景?

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已被列入了国务院法制办2013年立法计划。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论坛上，多位参与修法的专家表示，现行的《食品安全法》操作性不强，原因在于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有问题，这也是本轮修法力图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部保护食品安全的法律，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需要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相衔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行政部门在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主体进行处罚时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有关主管部门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对违法生产经营者罚款或责令其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告诉记者，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责令停产停业是一类单独的行政处罚，而吊销许可证或者暂扣许可证是另外一类单独的行政处罚，它们之间要根据行为的程度分别适用。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对此的规定是由监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判断，这个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太大。此外，过大的裁量空间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因此需要在修法时进行修改，解决这一问题。 　　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改中，曾有人提出应该对从事食品行业的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但这个建议却面临着《行政许可法》的限制。 　　胡锦光告诉记者，对从事食品行业的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如果能通过四种方式规范的，则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只有证明这四种方式都解决不了，才能规定必须经过许可才能从事食品行业。而且如果要确定这个职业准入资格的话，那么同样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只能由国家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才能来设定，而不能由行政监管部门设定。 　　《食品安全法》之所以和其他法律存在这么多衔接问题，在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它的定位存在认识误区。"立法部门一直把《食品安全法》列为行政法，我认为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部门法，而是多个部门法综合在一起的。"王晨光表示，《食品安全法》是一个跨部门的法律，它涉及到市场、行政管理、执法。从内容来讲，它不仅仅涉及政府的监管行为，还涉及《刑法》和民事关系。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法。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张守文也表示，修订《食品安全法》应该是几部法同步修订，才具有可操作性。王晨光建议，在《食品安全法》的修订过程当中，最好成为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基本法。把《食品安全法》作为基本法来推动，有利于协调和其他法律关系，也有利于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管。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对各地方、各方面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的建议，概括为七个方面： 　　1、监管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2、配套法规、规章仍滞后 　　3、安全风险监测基础薄弱 　　4、安全标准数量少指标粗 　　5、经费问题影响执法效果 　　6、部分企业未能落实责任 　　7、普法宣传社会监督不够 　　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地对一部法律当年实施、当年即开展执法检查。 　　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就备受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昨日作执法检查报告时表示，“各级党政领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社会公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食品安全。” 　　执法检查组认为法律实施总体情况良好。不过，向来讲问题和建议多于成绩的人大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了目前食品安全法实施中涉及的七大问题。 　　综合协调机制待完善 　　分段监管的体制问题在食品安全法制订过程中即有很多批评，执法检查组发现，监管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省级机构改革正在进行，监管职能调整没有完成，大多数市、县级体制改革还未启动。 　　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的工作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尚未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作机制。 　　此前法律制订中，分段监管体制中的不同部门监管界限不清晰的问题就已提出，此次执法检查发现依然存在监管边界不够清晰问题。 　　配套法规规章仍滞后 　　执法检查组发现，由于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时间不长，目前配套法规、规章滞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比如保健食品监管、食品生产许可等方面的配套法规规章至今没有出台。 　　此外，虽然食品安全法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本区域内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具体管理办法，但地方立法难度大，至今绝大多数省份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目前，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与预警工作基础薄弱，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和食品中有害因素的风险监测与评估尚处于起步阶段，路甬祥表示，各地工作开展不平衡，与食品安全法确定的实施风险监测与评估制度还有较大差距。 　　检查组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风险监测网络，加快组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有能力的地区建立风险评估分中心。 　　中西部经费缺口较大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买样费和检验费由同级财政列支，国务院也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执行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各项制度予以经费保障，但是中西部和其他困难地区财政经费到位率很低，缺口很大，直接导致监督抽检范围缩小、频率下降、批次减少，影响了执法的效果。 　　此外，执法检查组还就食品安全标准缺乏和不统一，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不强，社会监督渠道不畅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执法检查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再次开展食品安全法的执法检查，以促进法律的有效实施，切实改进食品安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