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田教授

p 　　西湖大学，又添重量级教授。昨天，来自西湖大学的消息，著名学者许田，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职，已于今年4月3日全职加入西湖大学，成为西湖大学讲席教授。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src=" http://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04/insimg/42b1639c-a948-413b-aed1-b810f5b8be88.jpg" title=" NewsDataAction-5.jpeg" / /p p 　　西湖大学校长（代）施一公这样评价许教授：“10年之前，许田教授已经在国际学术领域达到一流水平，他对遗传学尤其是生长调控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田教授的全职加盟，是西湖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p p 　　许田教授是嘉兴人，20岁时毕业于复旦大学遗传学专业，不到30岁就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1990-199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他还担任过15年的耶鲁大学遗传系副系主任以及11年的耶鲁大学校长顾问，曾长期参与科学管理和政策制定。 /p p 　　他还是生长调控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许田实验室首先发现了该领域的重要调控基因和信号转导通道，为发育和疾病提供新理论和机理，为癌症和十多种罕见病诊断和二十多种药物的研发作出贡献。 /p p 　　为了全职加入西湖大学，许田放弃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霍华德· 休斯（HHMI）研究员，以及罗斯伯格儿童疾病研究所科学顾问主席、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p p 　　放弃这么多，将自己“清零”再回归。这次回国加入西湖大学，许教授有两个原因—— /p p 　　第一，想实现他心中的两个目标：教育和创新。“以前大学教育主要是来传播知识，而现在学校的功能在慢慢改变，创新变得非常重要。未来我们会把大学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到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来。” /p p 　　第二，他非常看好西湖大学：“作为一所刚刚成立的新型大学，西湖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内出色的公立大学有很多，但一流的民办大学还只有这一所。在这里我们可以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教育方式，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式。教育如果要强，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尝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如同现在中国的经济一样，有国营企业，也有私有企业，还有个体户，多种形式互补，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大环境。” /p p 　　谈及西湖大学如何实现世界一流，许田教授称，“比如说多学科的交叉，以人工智能为例，计算机学家模拟了视神经网络，但是在一些学校，计算机系在一个地方，做神经生物的在一个地方，很难进行交叉。但西湖大学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校，能够打破所有的壁垒。因为西湖大学从一开始就设计便于不同学科之间进行交流，这样不同领域不同知识不同观点每天能够有机会碰到交流，有可能擦出火花。” /p

“最近，我们对云南某高校近3年中立项的研究项目进行了统计，发现该校教研项目数和科研项目数的比例是1∶3.26，教研项目的立项数目还不到科研项目立项数目的1/3。高校对教研不重视的现象实在堪忧。”在日前结束的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徐正会、李丽芳两位委员的一份提案，再次将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提到了桌面上。 　　“教学质量是高等院校的生命线，随着全国各高校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对象由精英变为大众，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了。”徐正会说。 　　“中国的大学都力图把大学办成研究型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 　　徐正会等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各级教育部门和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点从省内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种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评审工作，包括高校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奖和各种合格考核等工作中就有反映，查阅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文件可以看到，在诸多有关规定中，对教师参与教学研究工作的考核既没有具体的硬指标要求，也没有特意进行强调，认可度显然不高。” 　　对此，不少高校教师非常认同。 　　“众所周知，大学里评职称对教学没要求，能过就行。而科研却不行，科研获奖就有级别，没有科研成果，职称和工资都上不去。”一位高校教师说。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刘徐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目前，衡量教师水平的指标是看科研能力、承担的课题、发表论文的级别，争取到多少科研经费，在SCI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不是看上课、教学水平如何。评职称时，论文、科研项目是硬指标，教学是软指标。教学再差，论文够数就行 教学再好，论文不够，职称、待遇都成问题。因为这个直接跟工资挂钩呀，不然工资少一大截。” 　　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郑思礼认为，“中国的大学都在力图办成研究单位，这样才显得有水平、上档次。”为建设“科研型大学”，很多高校走向一个极端——重科研轻教学。为晋升职称，许多大学教师将大量精力花在论文和课题上，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刘徐湘还担心，“重科研轻教学”有可能导致科研本身的异化，科研最主要的任务是探索未知事物，但是很多教师的论文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原创的很少。 　　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 　　“科研能力强的应该去研究所当研究员。”云南大学马列部教授金子强认为，大学的三个职能是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缺一不可。没有科研，教学走不到前沿 没有科研，老师就没有可讲授的内容 没有教学，科研的成果无处展示 没有社会服务，科研和教学就跟现实脱节，无法教书育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教学是显性的，第一位的，科研是支撑教学的，二者并不矛盾。 　　“脱离教学的科研场所不是学校而是研究所，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不是大学教授而是研究员。研究员可以进行深度开掘，教授就必须兼顾深度和广度，触类旁通，注重知识的广博性。讲课是直播，科研可以录播。文章发到核心刊物的人未必能站在台上顺畅讲课。”他说。 　　金子强认为，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原因是评价体系不恰当、用计量的方式去评点不能计量的工作。“科研是技术，而教学是艺术，技术可以计量，艺术则很难计量”。 　　他说：“名师讲课是一流的，有实才也有口才，表达有感染力，而科研成果是工匠式的。目前是有一大拨教授，但很少有名师。很多人有资格当教授，却因为科研成果不够，没发表几篇论文而评不上。有人虽然是教授，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教师们认为，目前关于教学的评价体系存在很多问题，现行的考评方法有失偏颇，甚至已经非常陈旧。不少学校是督导团成员评课、学院领导评课，但很少会组织同行评课，有的督导不是本学科的，未必能恰当评判。“现在有学校实行学生网上评教，但教务处可能考虑对教师的影响不公布最后结果，学生评教只是作为评价体系的参考，并不是衡量标准。”一位教师说。 　　教师们担忧，“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有教师指出，美国、英国高校师生经常在一起交流，而在国内的大学，学生常常一学期也见不到老师几面。“大学老师都拼命谋求晋升，因为职称高工资高，你看博导补贴就高。以前的教授有个性，如今的就没有，大家都是教授，数量太多了。”金子强说。 　　行政权力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 　　对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认为，目前绝口不提教育质量的学校是少有的。“许多学校对办学质量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当我们把谈质量的频度和提高质量的速度相比较时，则发现两者极不协调。究其原因，在于质量既不是工作的动因，更不是奖励的重心。当前整个高教运行环节均因‘量’的膨胀而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按在校生数拨款原则，扩张专业点带来社会效益，扩大办学面带来经济效益，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定和课时酬金挂钩。不否认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的诚心，但质量不高的现实正是我们自身奖励的结果。” 　　他指出，“别人管两头，自己管中间”。教学质量不高，显然是学校的责任。但学校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学校并不能控制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诸因素。学校在条块分割、多头指挥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按教育目标、专业要求和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来构建全程教学计划 社会人才就业市场尚未出现“能力择业”主体倾向，这意味着学生进校后先从校方领到一套营养比例失调的配餐，并且得到一个明示：学好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不断被训斥“学风不好”，教师不断被埋怨“不热心教育”，学校不断被责备“不重视教学”。其结果是学校天天为提高办学质量而解放思想，但他们解放了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手段，却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行政价值的不断强化，大学教师为学术献身的信念常常受到挑战和动摇。 　　“大学的定位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学术权力的政治化、行政化，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并遏制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他说。 　　他认为，只有行政权力复位，不再凌驾于学术之上，学术理想和教育目标才会成为大学中每一个个体始终如一的追求，到那时，激励的方向和目标价值的走向才是一致的：奖励那些献身学术、教学科研和服务于学术的人。

由于光具有波动性，其衍射现象限制了光学显微镜分辨本领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观察尺度在200nm以下的物体几乎是光学显微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时就需要波长更短的发射源来“照亮”被观察物体。1932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的年轻研究员卢斯卡率先想到利用电子束进行成像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50多年后终于得到科学界的认可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探索微观世界开启了一扇大门。 近年来各种病毒如SARS冠状病毒、禽流感（H5N1）病毒、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甲型H1N1型病毒等不断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人类在抗病毒过程中关键要研究病毒、了解病毒，才能够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电子显微镜是目前研究病毒的最有效工具。 张德添教授1965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军事科学医学院工作，先后10次参与了我国核爆炸实验。80年后从事了两年教学任务，然后组建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一干就是29年，大部分时间在进行常规细胞生物学观察。期间张教授还研究了肌细胞中钙流失的分析，例如研究爪蟾、小鼠、大鼠以及兔子等在超负荷运动过程中骨骼肌细胞中钙离子浓度变化规律，主要是利用超低温快速冷冻超薄切片技术及电子显微镜X射线微区分析方法，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并从肌膜受损、肌浆网调控以及线粒体调控理论等方面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肌肉研究所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该工作对极端条件下肌细胞中钙离子分布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科学地设定运动量、保护骨骼肌以及预防高原缺氧引起的猝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科学医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张德添教授 这次我们很荣幸采访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在电子显微学一线工作近30年的张德添教授，请他来谈谈电子显微镜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我国电镜产业化的一些情况。 一、提高分辨率一直是电子显微镜的主要发展方向 透射电镜（TEM）照片：冠状病毒(SARS) 扫描电镜（SEM）照片：支气管上皮细胞及其纤毛 张德添教授首先为我们讲述了目前电子显微镜的一些特点、种类、应用领域及前沿技术。 目前电子显微镜主要应用的两个领域是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在材料科学领域主要是进行成份与结构分析以及纳米材料的形貌观察，要求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在生命科学主要研究细胞、病毒、生化物质定位、生物大分子等，要求中等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具有很高的分辨率，比如目前的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分辨率分别达到0.07nm和0.4nm；另外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范围宽，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的放大倍数范围都能达到几十~几百万倍以上。 电子显微镜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功能和特点有各自的实用范围。按照大类分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等。 扫描电子显微镜主要是观察物体的表面形貌，能够直接观察样品表面的结构，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对样品进行观察，样品制备过程简单。扫描电子显微镜有普通电子显微镜、分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场发射枪扫描电子显微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是电子束透过样品经过聚焦与放大后产生物像，由于电子易散射或被吸收，用于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样品必须经过专业的手段使样品厚度在100纳米范围内，透射电子显微镜可以直接观察重原子的像。 透射电子显微镜有像差校正电子显微镜、原子尺度电子全息显微镜、超高压电子显微镜、场发射枪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等。 张德添教授谈到，“目前电子显微镜的发展方向基本都是针对提高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比如努力发展新一代的单色器、球差校正器、发展高性能的场发射枪电子显微镜以及电子显微镜的小型化等；在生物电子显微学方面一是使用低温冷冻技术，使分子在含水的状态下，观测分子的结构，更加接近真实状态；其次可利用计算机三维像重构技术，直观的研究蛋白的三维结构图像。”二、我国电子显微镜产业化现状 1、电子显微镜市场稳步增长 纳米技术、材料科学、制药、生命科学、化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电子显微镜市场近年来的稳步增长；虽然高分辨率的电子显微镜单台价格达两三千万元，但是相关单位仍然希望得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用于科学研究，比如：FEI公司生产的Titan Krios冷冻透射电子显微镜一上市即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订购进行结构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所以，电子显微镜在科研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德添教授说“全国目前能够使用的各种电子显微镜大概是3500－4000台，其中扫描电子显微镜约2500台，其余的是透射电子显微镜；在材料学领域拥有量约3000台，生物医学领域拥有1000台左右，而且每年以大约超过100台的数量在增长，显然电子显微镜在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张德添教授还提到，欧美很多国家的医院已经在使用电子显微镜作为诊断工具，患者不仅仅要求知道诊断结果，同时还要求电子显微镜测试结果，所以电镜将来的前景非常看好，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部分电子显微镜测试方法的国家标准，今后对于电镜的需求肯定会增加。 2、我国电子显微镜产业化情况 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 1956年王大珩、钱临照等在制定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提出了研制电子显微镜，黄兰友、郭可信、姚骏恩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参与了我国电子显微镜的研制。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分辩率达2.5 nm；197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KYKY）成功制成了我国第一台DX-3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分辨率达10nm。我国对于电子显微镜的研制起步不算晚，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产电子显微镜数量基本与进口电子显微镜数量相当，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电子显微镜的需求量相对较小，每年约三四十台。进入九十年代，对于电子显微镜的需求大增，而且在市场的带动下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像差校正方面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加之生物技术的发展，促使更加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出现；同时国外电子显微镜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而我国电子显微镜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这样的多重因素导致我们的电子显微镜产业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张德添教授认为，“以我国目前的技术实力是完全能够制造出中低端电子显微镜的（包括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但是由于我国整个工业基础薄弱，制造出来的电子显微镜在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与进口电子显微镜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加上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电子显微镜产业链，一台电子显微镜从头到脚都要靠一个厂家独自完成，这也是发展国产电子显微镜的瓶颈所在。” 3、发展我国电镜产业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张德添教授认为，发展我国电镜需要依照我国国情，实事求是，从基础做起，不能好高骛远。 （1）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是长久之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人才的培养必须走在前面；而目前我国在“电子光学”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例如，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为了培养电子光学人才，只能把员工送到德国去学习。 （2）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产业链 80年代初期由于我国市场上电子显微镜需求量小（每年三四十台），“企业要生存，员工要吃饭”，而电子显微镜研发所需的投入又非常大、研发周期长，导致国内的仪器公司不敢上电子显微镜项目。没有相关产业的带动，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研发投入少，导致一些专家转行干其他方面的工作。 张德添教授告诉笔者，现在需要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科学仪器产业链，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共享的，比如很多科学仪器都用到真空设备、电子电路、精加工等。没有仪器产业就谈不上仪器的研发。 （3）把发展我国科学仪器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张德添教授告诉我们，国家对于这样重大科研设备的研制需要多投入、持续不断的投入才能见效，不可能一次投入就希望造出一台合格的仪器来，即使是仪器生产出来了，后期还有很多应用的工作需要做。我国在“十一五”规划期间电镜研发方面的投入是2200万，其实这个数目只相当于进口一台高档电镜的价格。我们国家“神州”系列飞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除了投入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才有今天的这样的结果。 （4）整机的研发以企业为主导 整机的研发需交给企业来做，因为一方面企业具备机械加工的硬件设备，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生存的问题，企业更加有动力和决心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来；借鉴国外经验，凡是涉及到实际的产品，必是有企业的参与。 （5）采购过程中应该优先采购国产仪器 张德添教授曾多次参加并负责过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和招标活动，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内单位在采购仪器时候的大手笔，对于采购仪器的指标求高、求全，实际上对于常规检测单位，仪器购买回来之后，很多功能都用不着，也没有能力开发，造成巨大的浪费；采购仪器的时候希望能够真正的听取专家组的意见、以符合实际需要为准。 张德添教授说，“我曾到日本田中耕一先生（与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共同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所在的实验室参观过，结果令我十分震惊。田中耕一先生所在的实验室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级，也没有很多高级的仪器设备，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却做出了如此娇人的成绩；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是否真的每个实验室都需要配备那么高端的科研设备，我们目前购买的仪器设备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所以在采购过程中优先采购国产仪器，特别是对于这一条需要详细的规定，使其具有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规定。 三、培养综合型科研人才 对于我国科学仪器人才培养的问题，张德添教授向我们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仪器研发人才是复合型人才，需要对于多个学科都有很好的理解，并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所以仪器人才的培养和仪器研发本身的特点一样：投入大、周期长。发展自己的科学仪器产业，系统地培养人才必不可少；而我国近十来年培养出的仪器研发人才却非常有限。 张德添教授指出，在重视研究系列人才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工程系列的人才，对于仪器研发这样针对性、实用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工程系列人才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不简单以文章作为工作的评价指标，建立更加合理的人才评价制度；我们通过验收的项目很多，专利也不少，而由此导致的新产品却很少，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反思。另外，仪器整机的研发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既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又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的人才，我国目前急需这方面的人才。 四、不论多么困难，我国的电镜产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张德添教授曾参与了我国“十一五”计划中关于电子显微镜项目的起草，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研发难度，张教授提出优先发展中低档电子显微镜，夯实基础然后再发展中高档电子显微镜。 最后当被问道“‘十一五’即将结束，您对‘十二五’有什么期待”时，张德添教授表示，不论多么困难，我国的电镜产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像电子显微镜这样的大型仪器，既要有资金的支持，又要先进的管理措施，系统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才能够实现国产化。 采访手记 作为认识微观世界的必备工具，电子显微镜的重要性已经无需赘述。我国的电子显微镜产业其实和其他科学仪器产业如质谱，光谱等相似，由于基础薄弱，目前还处于学习和模仿阶段，需要一点一点地攻克某个部件、某个技术；必须有一个积累过程。 我们的航天事业、汽车工业、飞机工业，不仅有三四十年的积累，并且还需要长时间持续不断地投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比起这些产业，我们科学仪器以往不论在重视程度，还是在产业化方面显然要弱一些，但是已经不能再等。 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仪器产业，尤其是像电镜这样的大型仪器设备，正如张德添教授所说，“需认清客观现实，循序渐进，以市场为驱动，系统地加强我国各个方面的能力，比如微加工、电子电路、真空系统、软件平台等；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生产出和跨国公司同样水平的科学仪器自然会是水到渠成。” 采访编辑：刘向东 附录：张德添教授简介 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 1965-1979年，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工作，主要从事电子学、光学、生物医学工程及放射医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期间曾十次参加了我国的核武器爆炸试验工作。 1980-至今，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从事电子显微学(包括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电子探针、能谱仪等)、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学科(如原子力扫描显微镜(AFM)、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1年-2000年期间，曾承担国家科技部关于“分析测试新技术新方法专题研究”，“生物样品电镜X射线微区分析技术方法的建立与研究”等基金课题。 2001年以来，多次参加并负责过“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大型仪器设备采购招标活动；多次参加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多项评审项目。 2007年1月，被国家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国家教育部科技司和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三部门聘任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研条件领域相关项目、课题实施管理咨询专家。 共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中国分析测试协会奖“CAIA奖”、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九项。发表的论文、论文摘要共计50余篇。 现任中国电镜学会理事，北京市理化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电镜学会理事长，“现代科学仪器”编委等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