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之困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前不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敷衍等问题，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多起抄袭、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背后都有典型的“四唯”问题。在相关讨论中，不少青年教师说出了自己关于学术与科研的困惑:不刷论文指标，收入降低、考核难以应付；不认真上课，会招致学生吐槽、举报；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近期，多部委启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业内人士认为，唯有破立并举，才能让高校评价体系回归正途，回归教育本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当代“青椒”分三派，派派挠头派派愁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刚留校任教的游泳教师，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论文的教研任务；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记者采访了从985、211高校到民办三本的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既有刚刚入职的“嫩青椒”，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教授的学术新星。总结他们的生存状态，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第一大派——论文派，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己的晋级路。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化名)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作为刚留校任教的一名“嫩青椒”，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课程，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教研任务。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年终就要考评，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田耘说，以自己学术水平、相关资源，根本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论文的任务，“但真的没其他办法，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海归”告诉记者，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必须在入校6年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并且评估中要得到“优秀”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否则这几年就等于白干。“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其实很难申请到。青年教师没什么资源，你想搞创新，搞一个国外前沿的东西，他说你没有前期成果；搞国内选题，又很容易同质化，评审获得‘优秀’就会相当难。”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海归”副教授表示，大家有种共识——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新教师5年或者6年非升(晋升职称)即走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哪怕没有实质进展，也只能硬写。”他无奈地说。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记者采访的多数“青椒”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论文派”方向发展，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也只能“一边抓着头发，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第二派——“既要又要”兼顾派，努力在科研重压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化名)说，民办高校与公办的985、211相比科研压力要小得多。所以，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有更多精力备课，也能多想一些新鲜的教学方式。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负向考核。”马康说，不仅如此，发了C刊论文后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甚至能报销版面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而在公办的985、211高校，不仅对刊物发表的要求更高，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这意味着，如果未能完成指标，考评、奖金都会受“牵连”。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化名)表示，将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本意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奋进多做科研，但随着大学越来越机械地追求“科研GDP”，论文这个评价指标发生异化，反而成了滞缓科研和教学探索的障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化名)的同学反映，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评上教授了)，没什么好怕的了。”多位青年教师反映，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中国，学术评价依靠SCI，然而很多国外学者对SCI并不认可。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国家基金等，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他在今年上半年评上教授，终于可以松口气下企业调研做一些产学研转化等一直想做的事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第三派——教学派，顶着压力操心学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江苏某高校的一名30岁的青年教师王飞(化名)表示，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可终究扭不过现实。“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旦操心班里的学生，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王飞说，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6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论文发不出来就得出局。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很多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培养自己挺认真，培养学生太马虎?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梁莹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但其折射的“高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韩愈的《师说》曰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识，解决疑惑的人。老师的职责与“教”“授”“答”有关，但放眼当下，高校“师者”却出现了另一副面孔。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国内多所高校的学生梳理后发现，不重视教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堂堂课都是“注水猪肉”。杭州一大学的毕业生朱珠(化名)，回忆大学期间选修的一门电视剧赏析类课程时说，一学期老师放了好几部国内外影视剧作品，但都是只赏不析，最后交一篇论文了事。泰州学院一位学生则告诉记者，他们的钢琴专业课老师迟到是家常便饭，40分钟的课几乎要迟到半小时。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翻转课堂”，美其名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上海某大学学生李延(化名)在校期间上过一门课，一学期一共18节，老师将班上32人分为16组，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一头一尾两次课，一次由老师解释这门课的上法，一次则为期末考试。该课程老师从不点评，学生上完课，老师拎包就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借课堂之便行利己之事。南京某大学毕业生章韵(化名)告诉记者，曾有老师将自己的课题项目化为学生的课堂作业来写，完成后整理一下就当作自己的项目成果。“老师会说这个作业和课堂有多么多么大的关联，实际上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学术训练，知识、方法、技能上都没有提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20多年前自己刚当老师，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大家商讨课程内容，集体备课。“如今这种活动早就没有了。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如今，“PPT老师”在高校确实不少见。南京某大学学生张幼之(化名)保送读研后，研究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课名相同，只多加“研究”二字。不仅如此，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同一份PPT，3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有网友总结，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敷衍学生的老师，也才有了一些吊儿郎当的学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师范专业学生徐静好(化名)正处在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三不”:不催、不帮、找不到。“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就简单说两句:你这题目太大了。我自己知道题目大，需要具体意见，才去找老师的啊。”徐静好说，特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评价体系重论文，制度导致轻教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是什么让“上课还是写论文”成为两难?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学术GDP”压力层层传导，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另一方面，学制设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导致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风。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一是评价体系的功利。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小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身在其中很难不被裹挟。”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填写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不是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无法录入；不是青年长江人才计划，无法录入；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奖，不算成果……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所以，当类似梁莹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刷掉半个系的学术指标”的人出现，即便她的论文比较水，也不妨碍被计入学术成果。对此，校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说，大部分的高校以“帽子”为引进人才条件的依据，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但人文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老一代积累了一批成果，新一代在老一代的基础上通过刻苦研究取得新的成就。主管部门注重推动老中青的代际接力，将资源相对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身上，而不是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头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副教授说，与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同的是，理工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即便如此，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能够看出孰轻孰重。“我自己有一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300万，拿了一个国家青年基金30多万，学校奖励哪个?后者。”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学校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一些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高总分排名，获得保研的资格。例如，一些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论文，加了很多分，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三。但那些所谓论文，内容是上网买的，发表是交了版面费的，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二是制度导致的轻慢教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除个体师德问题之外，高校现有的评价体系和学制设计是导致整体轻慢教学的根源。”一位高校讲师说，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但科研指标定得很高，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高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还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该制度源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非升即走的核心是，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某高校甚至规定，青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专心科研，到期升不到副教授自动离职。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不少青年教师吐槽，几乎将全部精力花在科研上后，因科研达标升上副教授，就一定能熟练地授课吗?“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何其怪哉!尤其是文理有别，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科研成果的井喷期，至少都在40岁以后，迫使他们在刚毕业时就大量发文出书，不啻为透支未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中国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级!”南京某985高校的团委书记严斌(化名)说，我国高校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部分名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但学制设计仍处于“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在这些学校，课时设计太满，高校教师科研和教学研讨时间被大量挤占。但客观上，高水平大学教职又要求教师拥有前沿的视野，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整体性的轻慢教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三是人事制度的懒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多位教师提出，“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事上的懒惰症，了解一名老师不应该只停留在表格上、框框里，不应该因为“老鼠”短时间内比“马”跑得快、反应敏捷，就选择“老鼠”，不应该医生救人一命不如文章一篇，这就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制度笑话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什么都推给评价标准是推诿。问题不只是标准问题，而在于人事安排和执行者，有没有伯乐之心和伯乐之能?难道真的就调查不清楚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坚持“四个回归”，以新标准破“四唯”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校精神所在，实在老师。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必须看到，即便在当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下，仍有退休返聘授课，因家中老母亲过世不得不中断课程，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师；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却因两天后有课要认真准备而放弃出席的老师；也有对跨院系旁听的学生都能认真征询意见，及时回复邮件的老师……这些，恐怕才是中国高校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近日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强调，一是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学习，高校必须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二是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三是回归初心，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四是回归梦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而是把国家做强，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次行动的清理方向有三，其中包括“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唯’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采访中许多“青椒”认为，中央进行“反四唯”的专项整治行动势在必行，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完善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也很重要。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说，按照理想状态，文科学术评价本应是结合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学术同行评价而产生，但现实中往往是不懂行的行政人员主导，导致好制度难落地，最终还是成了简单的量化考核。强调论文本身没有问题，但既要重视“小同行”的意见，也要辅之“大数据”的手段，准确评价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成果的真实影响力。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还有一些“青椒”提出，要警惕借破“四唯”虚化标准，变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准的改革。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反映，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都还没有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虚化标准。许多青年教师担忧地说，硬性标准虽有缺陷，但好歹能打通人才上升的渠道。如果依赖同行打分，科研之外可能还需要和领导、行业权威搞好关系，更加助长关系、圈子、权力对学术的渗透。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采访中很多人呼吁破立并举，一些高校已经在积极探索。据了解，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提出将成果评价范围扩大至: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文献整理、决策咨询报告、学术译著、优秀案例创作、文化艺术创作等。其中后四类成果在成果认定和绩效评价时，参照标准折合计算为论文绩效，相应评价结果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给予同等认定。 /p

郭刚制图　　不久前，《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目前青年科学家群体面临的困境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讨。　　早在文章发表之前，杂志社在社交网站发起了一个非正式的调查。当被问及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时，在约1.2万名调查对象中有44%压倒性地选择了“为获得资助展开竞争”。此外，约1/3的人感觉对他们的评价完全基于其发表的论文数量 另外1/3的人表示，他们发表过自己并不感到自豪的论文 16%的人表示，他们曾在科研中抄近路。而且，有高达65%的人表示，他们考虑过放弃研究。　　这绝对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此后，这一话题持续在科学圈里发酵。　　基金之挤　　早在今年9月，美国数字媒体公司Vox Media旗下新闻网站Vox就发表了一篇由三位研究者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调查了270名科学家，总结了现今世界科学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青年科学家生活在紧张和压力中”。　　当研究人员询问受访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有何困扰时，他们大多谈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诸如研究设计、同行评审等等。然而，这些反应往往来自拥有终身职位的科学家们。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全球博士后供过于求，研究经费匮乏且终身教职在减少，许多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职业前景暗淡，其中一些人卡在博士后的时间长达5-10年或更长。这和《自然》杂志的社论所反映的问题如出一辙。　　而对于国外年轻科研人员而言，基金申请的压力是排在第一位的。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做了5年博士后研究员的喻海良在给《中国科学报》的回复中坦言，现实就是这样。　　他每年从11月份就必须开始准备基金申请，而且必须持续到第二年3月份正式提交基金申请书。在澳大利亚科研基金申请中(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对于年轻科研人员担任第一负责人获得资助的几率非常低，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科研人员写好基金申请书，然后依靠资深科学家担任第一申请人去获得基金资助。　　去年，他自己牵头申请的一个基金未能获得资助。今年以课题团队负责人作为第一申请人，自己为第二申请人，则获得了资助。“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政府经费非常有限，年轻科研人员积累有限，和资深科研人员竞争难度非常大。”喻海良说。　　大连理工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纪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美国科学家写基金申请书的时间比中国科学家长，命中率也低于我们，不是明星科学家几乎很难独立拿到基金项目。　　除此之外，常被国内科学界诟病的论文数量，也有些意外地出现在了国外年轻科学家的选项中，虽然比例并不是很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外的科学界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赵纪军说，十几年前，当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时，情况远不如现在这样严重。　　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认为，事实上，这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发展的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　　信息爆炸、国际竞争，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压力和焦虑，而科学家的工作也在被拼命要求提速，强调成果。周忠和特别提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待大学出现了功利化的趋势，“可这真的符合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吗”?　　生活之压　　关于青年科学家面临困境的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多少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然而各国之间，影响青年科学家成长的具体问题还是有所差异的。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张义国分别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学习工作了近20年，回国前任英国邓迪(Dundee)大学医学研究院癌瘤研究系高级研究员(CO-PI)。在他看来，跟国外基金申请成功率不到10%相比，国内科研人员在基金申请方面的压力的确要小不少。　　“尤其是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科研机构得到的政府资助不增反减，但中国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却在持续增加。”张义国说，一般而言，只要研究内容“真材实料”，再加上连续申请，年轻科研人员想要得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并不是太难。　　在赵纪军看来，国内青年科学家面临的压力首先来自生活。国内青年教师(简称“青椒”)的工资收入低常常是他们自嘲的主要内容。这不意味着，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比过去的科学家过得更为清苦。　　“重点在于，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而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被拉得过大。有资历的和没资历的，海归和不是海归的，有头衔和没头衔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异超过了他们之间能力的差异。”赵纪军坦言，这种不公平感相较国外更为突出。　　以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为例，初衷是希望资源向优秀的人才有所倾斜，它们事实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如果这种倾斜过度，无论是收入待遇还是学术资源，就会带来机会的不平等。　　竞争之酷　　而对于科研本身的压力，赵纪军认为，青年科学家突出面临的是一种“短跑式”的竞争。这种竞争模式与现有的评价制度密切相关。　　“一切以数量说话，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赵纪军说，无论是学校排名、学科评估还是人才评价，这些量化指标都是最重要的。　　这种短跑式的竞争之所以对青年科学家影响更大，是因为没有这些好看的数字，就得不到晋升，得不到晋升就没有体面的生活 没有一定的学术头衔，在社会上竞争学术资源时也就处于劣势。　　张义国认为，竞争与淘汰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公平。青年科学家正处于科研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如果都以追求这些数字、头衔为科研目的，他们如何发掘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内容，如何学着思考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做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能够长期积累的选题。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这不仅对青年科学家不利，对国内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鼓励年轻人的恰恰是非功利性的，有志气、有热情地去做一项创造性的研究，少而精，而不是一味跟着大项目、大热门，到头来只为别人的发现补充了证据。”张义国直言。　　过渡之难　　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大学青年老师生存实录”的书——《工蜂》。作者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5000 多名大学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状态。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而高校青年教师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　　书中所反映的“青椒”生活，一方面收入微薄，处在高教体系的最底层，另一方面也缺乏人文关怀，被任其自生自灭。关于后者，赵纪军的看法与其不谋而合。　　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从来都被视为一项较独立的职业群体，自由度和灵活性都很高。但对于刚从博士毕业，或者短期博士后出站的年轻人来说，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独立的教授，往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他们都需要资深教授或者团队的帮扶。　　与研究所以团队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在高校，新进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加入团队，就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搞定所有工作内容、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但是，高校资源主要倾向于资深教授以及有人才头衔的科学家，普通的青年教师得到的支持力度少，来源单一，如果无法完成角色转变，找准方向，明确职业规划，几年之后很容易被体制淘汰出局。”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西方，相对完善的博士后制度可以帮助年轻人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研究工作，打好研究基础，积累成果从而在学术上立足。在这个较长的过渡阶段，他们往往会成为大科学家身边的资深助手，尽管职位不稳定，甚至被吐槽遭老板“使唤”，也不能否认这是青年科学家学术能力锻炼、培养的重要过程。　　张义国提到，这一过程在国内因为一些制度性问题发展非常不健全。“年轻人在进入重点高校、科研机构之前，应该先接受至少4年以上的博士后工作。但目前在国内，这一过程常常被忽略，完成一期博士后要求的时间过短，管理职权也不应该归属行政机构，而是应该交给教授团队。”　　赵纪军也建议，高校的年轻教师如果没有经历足够的过渡性训练，应该尽可能地加入研究团队，即便没有团队，也希望能够得到本单位、本领域资深教授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选择之痛　　2015年，《自然》杂志曾发起过一项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根据回收的3400份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年轻研究人员对于学术界的工作还是有强烈的偏好。在全世界科研机构岗位已经难以承担越来越多科研人员的现实下，这样的回答显得让人惊喜又矛盾。　　有意思的是，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可能”，或“非常有可能”会在企业找工作。这表明，年轻人对其他出路也是持开放态度的。事实上，在美欧，过去获得生物学博士的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学术界，而现在只是一个小部分人的选择了。　　因此，这项调查同样充满了深意。　　尽管有些残酷，但在张义国看来，科研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职业。在竞争更为激烈、压力更为巨大的当下，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迫使年轻人真正去思考为什么要选择做科研这条路——你对它是否出于最简单的喜爱和追求，学术对于你的意义是否足够支持你为此付出加倍的努力。　　“为减轻科研人生选择的博弈压力，我们是否该检视一下‘与年龄限制’相关的政策，再深度思考怎样做，才能让暂时的失利再然起新希望：是重整再战或是转换跑道，这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问题。”张义国说。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tyle=" max-width: 100% max-height: 100% width: 300px height: 285px "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2009/uepic/5cce69de-3833-47b5-b9fa-eef0ca83aaac.jpg" title=" 微信图片_20200917102243.png" alt=" 微信图片_20200917102243.png" width=" 300" height=" 285" border=" 0" vspace=" 0" /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strong 王文清教授 /strong /p p style=" text-align: left " 　　我国著名核燃料化学和生命化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应用化学系王文清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0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p p 　　王文清教授1932年10月25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56年由浙江大学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8-1989年任技术物理系核燃料化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92-2003年任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生命起源国际会议学术委员、顾问委员。 /p p 　　王文清教授长期致力于核燃料化学、物理化学、生命起源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并撰写了《生命科学》、《宇宙?地球生命》、《脑与意识》、《萃取化学原理》、《生命化学进化》、《脑的奥秘》、《生命的历程》、《物理化学习题解答》、《物理化学习题精解》、《统计力学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习题精选与解答》等教材及专著。1989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合作)。王文清教授为我国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在北京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