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

时至今日，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理论问题就是变革的弹性：即集中与自由是以二元形式存在，还是集中为主，自由为辅?或者反之，自由为主，集中为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国际科学界长期以来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个人和组织常常会陷入某种既有的观念框架中，以至于无法想象出其他的选择模式，这就是典型的“认知路径依赖现象”。人是自己所拥有的观念的奴隶，作任何决策时我们都不应该忽略认知模式所施加的影响。　　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些关键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例如，在今年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方案提出的“科技计划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5个方面”。这5方面的科技计划都要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这则信息内涵丰富：一方面，其界定了未来研究类型的划分;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资源的重新集中化。这实在是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少见的大动作。　　资源的集中管理解决了前期宏观管理上的“九龙治水”局面，在微观实践层面则解决了个体重复申报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未来政府将不再直接管理科研项目，那么资源集中后将由谁来管理?按照2013年的科技统计公报数据，这笔中央财政拨款达2728亿元之巨，即便5个平台均分也各有约540多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平台。就目前口碑最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来说，它的资源总量也就200亿元左右。很难想象500多亿元的平台要拥有怎样的气概?如果仍用原班人马、原有管理模式，那些曾经的“973”“863”换个名义重新出现在新的机构里，那么这些平台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完全有可能演变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新的“利维坦”。如果这种可能性不能得到有效防止的话，那么只能说此次改革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如果试验失败的话，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举国科研被SCI牵引的局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终结一项有问题的政策的成本将是巨大的。　　其实，资源配置方式从分散到集中，只解决了表面问题，而未触及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即“状态——结构——绩效”的根本性改变。集中是我们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并且凸显了权力的自信，而分权恰恰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对于以往的“集中型分散”模式带来的问题，国家作为委托人的极度不满是可以被体会到的：投入与期望的产出严重不对称，同时各种不端行为发生，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改变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时，恰恰意味着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改。但是“变”又成为双方可化解尴尬局面的唯一出路。改革的潜在陷阱在于，我们所解决的问题远远不及我们所带来的新问题多。那么，如何预防这些潜在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改革的弹性问题，即收与放的问题。　　在决定放与收的边界时，要考虑到科技事业的固有特点：科学与自由探索有关，而技术与目标导向与关。前者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适合国家支持，而后者的产出具有商业价值，因此与市场机制匹配。如果完全被市场模式主导，就会出现遏制科学发展的情形。另外，两者的研究属性也不同，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则是集中约束下的目标定向行为。这些特点决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弹性问题，而改革弹性约束了改革的潜在边界。基于此，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好实践层面的资源分配与激励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带来国人期盼的“状态——结构——绩效”的根本性改变，否则片面追求绩效与状态只能是缘木求鱼。　　在具体措施方面，我们不妨把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与保障性分配区分出来。以往的项目申报都属于竞争性的分配模式，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不再多谈。这里只谈保障性供给模式的建设。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义，保障性供给如何避免吃大锅饭并实现激励机制?笔者曾建议，中国科技界应向国际体育界学习，对各领域的科研人员实行排名制，而排名是定期动态调整的。该项工作可由行业协会与第三方独立机构完成。只有进入排名的才可以申请保障性供给，这样就解决了吃大锅饭与激励机制的问题。　　客观地说，如果完全采用竞争模式，其危害主要有两点：其一，带来整个科技界的急功近利与浮躁气息;其二，落后的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分配资源，只能靠简单地增加资助额度来化解新增资源带来的日益增大的评审成本，从而导致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实行各学科人才排名制，其优点有二：其一，管理部门能时刻掌握人才家底的库存，便于关键时刻解决国家之需;其二，排名制提供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当下的智力资源，并能永续地成为国家储备人才的蓄水池。　　中国科技已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阶段，如何提升质恰恰是当下破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知识产品的生产是有周期的，让科技工作者安静下来，有时间打磨自己的知识产品，就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塑造群体的质量偏好。美国政治学家盖伊·彼得斯曾说：市场模式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市场取向的解决方法已经取得了合法性。问题在于大科学时代，科技内在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单一模式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胶囊，我们必须在集中(举国体制)与分散(市场体制)之间寻找一种建设性的均衡。(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在日前举行的“2007年中国科协学术建设发布会”上，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表示，近两年来，尽管我国学科发展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但是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几个相当重要的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前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科技水平也是一个民族能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如果科技能力不强，则无论其GDP数字怎样耀眼，人民多么富足，也无非是像一个虚胖却患了软骨症的病人一样，不堪一击。　　几十年来，中国对科技发展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什么还会出现像白院士所指出的那样严峻的局面呢？原因应该说有很多，比如，我们一度对“市场换技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似乎我们的国际竞争者会善良到(或愚蠢到)把他们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独门秘籍传授给我们；一度又陷入了“比较优势”的迷思，安于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产业链的末端，失去了积极参与竞争的意志，等等。　　从科技体制的角度来看，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行的科技体制具有很强的封建性。正是这种封建性，使我们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技队伍，但却拿不出与之相称的科技成果，体制的封建性窒息了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什么是封建性？简单点说就是按照等级来分配资源，地位决定一切，你的能力、学识、品格等，都是无关紧要的。　　以此来对照中国现行的科技体制，就会发现彼此之间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院士以“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称号”的名义高居科技体制金字塔的顶端，其下则是博导、教授以及各种不同等级的职称，还有科研系统中的各级行政官员。中国科技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按照这个等级体系分配的，那些最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科研人员，由于往往处于这座金字塔的底部，甚至被排除在这座金字塔之外，而无法获得从事科研活动所必须的资源。　　封建性必然导致剥削和腐败。已有媒体揭露，个别院士堕落成了“科研包工头”，他们凭借自己的院士身份，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们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去进行研究，便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那些有真才实学但籍籍无名的科研人员去做，自己坐享利润和荣誉。请想想看，这和封建领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坐收租金又有什么两样呢？　　中国的科技水平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轰毁这种封建性的体制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轰毁这种封建性，现行科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就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自《人民日报》我们现在不缺科研经费、不缺高端仪器设备，但严重缺乏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体制存在很多问题，阻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优秀科学家的成长，也使许多海外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全职回来。采访对象　　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梅永红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　　　　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使“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寄予的厚望，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现行的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当如何破解？科技体制改革还存在哪些“深水区”？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长期关注此话题的知名人士，请他们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科技体制改革仍然有“深水区”，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突破　　王志珍：作为在中科院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深切体验到，现在的科技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但是，在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发生重大改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据我了解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但是引用率却排在第十位左右。反观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家，论文数量不多，但是引用率却排名在前几位。此外，科技界目前存在的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现象，也让许多人深感忧虑。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现行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目前我国正在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主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动力之源在于科技体制的改革，所以对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　　梅永红：应该说，2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对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局面基本形成，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活力得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微观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得到空前增强。但是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仍然有一些“深水区”，制约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更表现在体制机制上。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局部和当前，科技体制则更加事关全局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施一公：我认为，科技体制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现在不缺科研经费、不缺高端仪器设备，但严重缺乏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体制存在很多问题，阻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优秀科学家的成长，也使许多海外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全职回来。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等。　　饶毅：国家和科技界应该认识到，目前进行改革相对容易。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增长很快，但科研体制变化不大。在经费多的时候，如果能在体制上做一点改进，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好、科技经费多，改革可以少触动既得利益，以创造新的机制，渐进地、稳步地把体制改过来。如果现在不改革，那么万一等到经费困难的时候被迫改革，矛盾就会很大，难度更大。所以在目前的态势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是很值得，第二是很必须。 缺乏协调的多头管理，会导致政策相互打架、项目低水平重复，使科技资源严重浪费　　王志珍：前一段时间我们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个调查，对象是中科院院士、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和普通科研人员，结果有50% 以上的人认为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现象严重。　　我曾注意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个研究组（或课题组）包括学生通常在10到20人之间，手里大都有10个左右大大小小不同的项目。由于一个项目有许多人分享，分到每个人的数目就不大了，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去争，而每个项目都需要走完全套的程序，所以，浪费在因多头管理、部门分割而造成的资源重复配置上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多头管理也是导致浮躁、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各个部委都在抓科技项目、搞创新工程，而且数量很大、经费很多、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有项目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利益，难免就会出问题，会有腐败现象发生。现在就有这样的“潜规则”：给你一个项目，你返给我几个点。如果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梅永红：在国家层次上，目前掌握和配置科技资源、制定相关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众多。如果单从部门和行业自身发展来看，这些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如何界定各部门和单位的职能边界上，在如何避免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的问题上，在如何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部门利益导向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科技管理格局。这种局面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特别是人力和科技投入的效率受到很大制约。 　　解决多头管理、协调不力的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必须自上而下，通过对各科技管理部门自身管理职能与方式的改革，形成协调一致的科技工作格局，为科技进步和创新营造更好的宏观环境；二是要重提“举国体制”。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体制安排，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不相悖。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更需要在重点领域形成协调统一、又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举国体制”。　　饶毅：基础研究有很强的探索性，需要国家将经费渠道减少，而额度增加，使科学工作者，特别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能真正安心、积极探索科学前沿。对于国家需求型的研究，必须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打着“满足国家需求”的旗号，做一般基础研究，结果基础和应用都没做好。　　采用“举国体制”的“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实现既定目标，最重要的原因，是参与的人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心无旁骛。现在所谓做应用研究、“国家需求”的科研人员拿到经费后，有多少在全心全意地做申请的项目研究？不能扛着“举国体制”的大旗，挂羊头卖狗肉。 既管项目、经费，又管评审、验收，这不仅影响科技创新质量，也易导致权力寻租　　施一公：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参加某个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color=#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