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产生

“中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就是中国食品安全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食品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Helen Farnsworth主席、高级研究员Scott Rozelle教授指出，“如何能从源头上杜绝问题食品的产生，把食品安全事故扼杀在摇篮中，是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是在16日举行的斯坦福中美学生论坛2009年中国会议上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作出如上表述的。 　　从源头入手 杜绝问题食品的产生 　　“食品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Scott Rozelle教授指出。美国食品问题的管理和追查比较容易，因为生产企业都是大企业，没有作坊式的小厂。而中国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共有50多万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中小食品企业、小作坊。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几个环节。面对如此庞大的监管工作量，质量监管无法保证效果。Scott Rozelle教授建议：“中国应该从其产品链最薄弱的地方入手，关停生产不合格农药的厂家，从源头上杜绝受污染的不安全的食品被生产出来。”研究表明，植物性农产品的农药、重金属、化肥污染，动物性农产品的抗生素、激素残留，农产品中有害微生物引起的安全性问题，以及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不安全的四大主要原因。其中农药、激素残留超标更是食品安全的最大敌人。 　　严惩黑心商家 “一次违法、终身出局” 　　在美国，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相关企业根本无法逃脱惩罚。生产商或销售商都会受到处罚，且要花巨额费用召回相关食品。Scott Rozelle教授认为，只有当消费者能够通过诉诸法律获得巨额赔偿的情况下，食品安全体制才可能真正影响生产企业的所作所为。必须让食品生产商知道，如果这种诉讼赔偿巨大、过于频繁或范围广泛，它最后只能沦落到破产的地步。他指出：“这样严厉的处罚对食品企业才会形成有力的威慑。” 　　中国产品被拿来说事是挑战也是契机 　　在谈到为何别的国家出口商品出现问题的比率高于中国，却未被国外媒体抓住不放，而中国产品一出问题就被无限“放大”时，Scott Rozelle教授指出，这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不错的契机。挑战需要通过加强沟通和合作来化解，契机则是这同时也会促使中国在产品质量监管上完善制度、加大力度。事实终究是不可被屏蔽的，只要真正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就不会惧怕任何“借题发挥”和“煽风点火”。 　　作者简介： 　　Scott Rozelle教授是康奈尔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系，现任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Helen Farnsworth主席、高级研究员和教授，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影响评价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办公室政策顾问。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农业供求分析、中国农业国际贸易、中国农业政策及其效果、转型经济中市场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平等与效率的影响、贫困与不平等的经济分析等。

近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疫情情况下，全国医疗废物产生情况、处置能力及实际处置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医疗废物是怎么分类的，产生情况如何？　　医疗废物（以下简称“医废”）属于危险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化学性废物和药物性废物五类。　　新冠肺炎病人、疑似病人在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等场所进行治疗、隔离观察、诊断及其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医废（通常简称“涉疫医废”）具有高度感染性，采取比普通医废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另外，医疗机构外需严格管理的场所（如封管控社区、隔离酒店等）中核酸检测阳性者、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等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工作人员使用过的防护用品，以及核酸检测产生的医疗废弃物等参照医废管理。2021年，全国共产生医废140万吨（其中涉疫医废20.1万吨），比2019年、2020年分别增长18.6%、11.1%。　　目前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处于什么水平？　　近年来，各地逐步提升医废处置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加快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并储备大量协同应急处置设施，我国医废处置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540个医废集中处置单位，集中处置能力达215万吨/年，比疫情前（2019年底）提高39%。总体上，目前各地医废核准常规处置能力与医废产生量的比例，全国平均为1.5倍，其中高于平均数的省份有18个，其他低于平均数的13个省份集中处置能力也都超过产生量；通过延长设施工作时间及启用备用设施等方式，提升后的各地医废处置能力与医废产生量的比例，全国平均为1.9倍，其中高于平均数的省份有19个，其他低于平均数的12个省份，集中处置能力均在其产生量的1.2倍以上。此外，各地还储备了充足的应急处置能力（包括备用设施，以及危废焚烧炉、生活垃圾焚烧炉等协同应急处置设施），可随时启用以保障应急处置。全国医废处置能力总体充足。据测算，每100万人参加核酸检测产生约5吨核酸检测废物，现有医疗废物常规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包括核酸检测废物在内的医疗废物处置需求。　　全国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如何？　　2021年，全国累计处置医废140万吨，其中集中处置医废120.9万吨，应急处置19.1万吨，集中处置设施负荷率约为56%，产生的医废全部妥善处置，涉疫医废做到日产日清；医废应急处置量占总处置量的比例为14%。数据对比显示，常规集中处置是医废处置的主要方式，协同应急处置方式对疫情期间的废物处置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从近期调度情况看，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医疗废物处置情况平稳有序，近三个月以来，全国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市（州）和直辖市中，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日均负荷率均低于90%，其中97%的地区低于80%，66%的地区低于50%。所有医疗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涉疫医废日产日清。

利用手性与自旋极化的相互转换产生自旋流是近年来自旋电子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相关现象被称之为“手性诱导自旋选择性”（Chirality-Induced Spin Selectivity, CISS）。CISS在自旋电子学器件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和丰富的物理内涵，但是手性与自旋极化相互转换的微观机理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科学问题。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熊鹏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赵建华研究员团队合作，以“磁性半导体/手性分子/非磁性金属”为核心构建自旋阀器件（图1），系统研究了具有不同自旋轨道耦合强度的金属电极对器件磁电导的影响，揭示了手性与电子自旋极化的转换机理。具体而言，当非磁性金属为具有强自旋轨道相互作用的Au电极时，能观察到显著的类自旋阀信号；而当非磁性金属为Al电极时，类自旋阀信号则减小了约一个数量级（图2）。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颜丙海教授从理论上指出，手性分子的结构不对称性使得电子产生轨道极化，而具有强自旋轨道耦合的非磁性金属电极进一步将电子的轨道极化转换为电子的自旋极化。在此基础上，该合作团队发展出一个势垒可调的隧穿模型，很好地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定量解释。值得指出的是，高质量的磁性半导体(Ga,Mn)As薄膜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前期的类似工作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组装的手性分子隧穿势垒层不可避免地存在孔洞等缺陷，从而导致“磁性金属/手性分子/金属”自旋阀器件短路失效。而在分子和金属电极间加一层薄的氧化绝缘层的方法又会增加器件本身的复杂性。将磁性金属换成磁性半导体(Ga,Mn)As，由于金属/半导体肖特基势垒的存在，上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此外，(Ga,Mn)As可以通过应变将其调控为垂直各向异性材料，为观测到清晰可靠的自旋阀信号提供了保障。该工作以“Interplay of structural chirality, electron spin and topological orbital in chiral molecular spin valves”为题近日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佛罗里达州立大学Yuwaraj Adhikari博士生和柳天寒博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半导体所赵建华研究员、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颜丙海教授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熊鹏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半导体所王海龙副研究员也为本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这项工作建立在该合作团队前期构建“手性分子/半导体”自旋阀器件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系统研究自旋阀信号对电流和电压的依赖行为，为建立合理的物理模型提供了实验基础。相关工作以“Linear and Nonlinear Two-Terminal Spin- Valve Effect from Chirality-Induced Spin Selectivity”为题发表于ACS NANO14, 15983 (2020)。上述工作得到了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经费资助。图1 (a) 手性分子产生电子自旋极化的机理示意图。(b,c) 垂直自旋阀的器件结构示意图和扫描电镜图。图2 非磁性金属为 (a) Au和 (b) Al 对应的类自旋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