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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2009/10/14
二、现代环境保护的源起
农业文明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特别是人口大量增加,到工业革命前后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人口问题”。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注意到人类人口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于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人口论》的观点虽然过于悲观消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却是工业革命前后,人类对自身发展与地球自然环境关系进行的一次开创性的探讨,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人口论》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聚讼纷坛。但是,一直到本世纪50-60年代,人们才开始对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开始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要求。环境问题之所以自到本世纪50-60年代才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来,其深层原因是:
第一,生产力因素。
农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与以前相比,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还在生态系统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某些地区,如四大文明古国,生态环境出现了不可挽回的退化,主要是人口过于集中,开发强度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行恢复平衡的能力范围所致。但是,这种破坏的范围有限,而大多数地区,生态环境基本上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
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上人口因素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强度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社会。一般来说,工业大多分布在资源基地附近或城市地区,往往导致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无法承受。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大规模扩张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达到空前的规模和程度,在局部地区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直接导致了本世纪50-60年代频繁发生的“公害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涉及面广,危害大,而且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二,地球观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早期,人们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无边元际的平面上,几乎总是有超出人类居住区域的地方。如果人类生活的地方自然环境发生恶化,人们总可以找到别的谋生之地。直到15-16世纪的环球航行和地理探险以后,人类才开始认识到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球体这一事实。但是,即使到了19世纪,人们的地球观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奉行的是“牧童经济”,想象自己仍然是在无限的平原上生活。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宇航时代开始以后,地球的球面性质才真正进入一般人的观念中,人们认识到,地球是有限的,没有任何取之不尽的资源可供开采或污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必须有所调整,以便与新的地球观相一致。杰出的思想家肯尼斯·E·波尔丁称新的经济是“太空船地球经济”。正是由于地球观的改变,人们才能正视环境问题的存在和危害,危机感才开始出现。
第三,人口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的发展长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一万年前,全球人口大约是500万;农业革命后,人口出现了第一次爆炸性增长,但总量仍很有限,直到1850年左右,全球人口才达到第一个10亿。此后,增长速度加快,1930年突破20亿,1960年接近30亿,1975年超过40亿,90年代初,全球人口已达到55亿。
在历史上由于人口一直较少,人们活动的范围只是地球表面的很小部分,当一个地区环境退化后,人们往往可以找到新的栖息地。五六百年前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更大范围的迁徙、疏散成为可能。欧洲人开发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就是从此开始的。北美、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南美的部分地区,先后成为欧洲人征服和开发的疆域。
到了本世纪,地球上的陆地(除极地外)已经完全被瓜分了,新增人口已经无法疏散。某个地区一旦遭到污染的破坏、将直接损害到当地居民的人体健康,降低居民的福利,危及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别无选择,必须认真地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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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原因,加之公害事件不断发生,且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到本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开始公开报道公害事件的真相,著名社会人士纷纷撰文呼吁采取行动,那些富有责任感和开拓精神的科学家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增进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全面认识,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以重建社会和自然的新秩序。因此,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专门性的环境问题调查与研究,相关的成果不断面世,其中,《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引起的反响最为巨大,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到现代环境保护的发展脉络。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在50年代末,用了4年的时间研究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使用杀虫剂造成污染危害情况的报告,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62年推出《寂静的春天》一书。《寂静的春天》从污染生态学的角度,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初步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所面临的污染生态问题。书中特别描述了有机氯农药污染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都“寂静”了的可怕现实。书中写道:“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那儿有无数的小鸟飞来,洁净而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然而现在,“鸟儿都到哪儿去了?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大。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鹣鸟、鸽子、鹪鹩的合唱以及其它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木和沼地。”有机氯农药不仅危及了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在谈到有机氯农药对人类自身的危害时,R·卡逊说:“现在一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注定要和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她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产物,是当时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现代化,被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的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最后,她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世界各国人们普遍的注意,并很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它的出版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促使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人认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物学时代”的开始,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环境的关心仅仅局限在一些狭窄的、彼此隔离的范围内,如土壤、森林、水管理、野生生物保护等;而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危害一般地被认为随着传染疾病的被控制而结束。《寂静的春天》通过对污染物的迁移,变化的描写,阐述了天空、海洋、河流、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联系,成功地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进而提出“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协调”关系。因此,称《寂静的春天》为划时代的作品,是非常恰当的。
进入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问题,而且也包括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个观点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有明显的体现。《增长的极限》明确地将环境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到“全球性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这也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作者认为:“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还在继续增长。每年它们以数学家称为指数增长的模型增长着。现在几乎所有人类活动,从化肥的施用到城市的扩大,都可以用指数增长曲线来表示。”但是,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人类社会继续追求物质生产方面的既定目标,它最后会达到地球上的许多极限中的某一个极限,而后果将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崩溃和毁灭。因此,作者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提出“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全球均衡状态的最基本的定义是人口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在今天看来,这本书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罗马俱乐部在以后的的一份报告《极限之外》中,已经修正了原来的观点。但《增长的极限》这部书当时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震荡却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围绕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表明,这部书已经成为“一个里程碑,世界的注意力已经在认真考虑这个报告提出的基本论点了。”
由于公害事件不断发生,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己是处在一种不安全、不健康的环境中,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物质上的享受,而开始渴望更高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于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千百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逐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运动”。
在此起彼伏的“环境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举行的“地球日”游行活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运动。这一天,在全美大约有1500所高等院校和1000所中小学举行了集会,一些著名人士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据估计,包括国会议员、工人、学生等,大约有300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他们高举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画、标语牌,高喊环境保护口号,进行游行、演讲、宣传,以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这次活动的影响很快扩大到全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环保事业的发展,有人评论说,“它是一个信号,暗示着人们对技术统治的危害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从此,4月22日成了全球性的“地球日”。“地球日”运动的开展,不仅广泛唤起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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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里程碑——斯德哥尔摩会议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也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广泛研讨并总结了有关保护人类环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制订了对策和措施,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这是联合国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为了纪念大会的召开,当年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中,其一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为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
《只有一个地球》是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主编完成的。巴巴拉·沃德是一位经济学家,雷内·杜博斯是一位生物学家,他们不仅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而且有58个国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的直接支持,《只有一个地球》对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看法就是在归纳、总结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著而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如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秘书长莫里斯·夫·斯特朗所说: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在于,“当人类活动对环境正在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使世界上第一流的专家和思想家们,就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能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知识和主张”。可以说,这是第一本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最完整的报告。书中不仅论及最明显的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困境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探讨。书中始终将环境与发展结合在一起论述,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作者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还应该注意到发达国家对抗污染设计和技术上的发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通过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国内外新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经过仔细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分工业增长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段,而把新工艺设备纳入最初的整体设计之中”。最后,为了“人类的生存”,作者向人类发出了深情的呼吁:“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培养出真挚的忠心的话,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是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采的生活之中的。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严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这份报告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的很多观点为这次会议所采纳。
“考虑到需要取得共同的看法和制定共同的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这次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强调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宣言》警告说:“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宣言》还向全世界呼吁:“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宣言》规定的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保护方面所应采用的共同观点和共同原则,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环境法的重要根据和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