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到西斋，故园一别六十載。
西望景山观妙亭，东看傅恒国舅宅。
南闻沙滩车隆隆，北眺三海柳依依。
百年红楼魂常在，代代鲲鹏展雄才。
我是1950年高中毕业，我们班的一些尖子同学都考入清华，我呢，由于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当时住在朝阳门里北小街的一个小巷里，为了能照顾母亲，在考大学时五个志愿全部填的是北京大学的院系。最后居然幸运第被北大化学系录取。，
同年9月进入老北大，当时男生宿舍在景山东街西口的“西斋”，在这里生活了两年，但是在我一生的记忆里确占据了较多的位置，因为这两年是我一生里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光，因为这两年经历了各种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另外在这两年接受的老北大那种固有气质和学风的感染，以及化学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的基淀，也的确为我后来从事化学工作准备了较好的基础。
老北大西斋
在报刊里曾有过一些老北大人写过几篇有关老北大西斋的文章，不过不是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段的故事，也不是像我这样凡夫俗子讲的小故事。
据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上的记述：“西斋，是指解放前老北大的一处学生宿舍（实际上解放后到1952年夏也还是北大的男生宿舍），在旧称景山东街（现在改名“沙滩后街”了——沙滩后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起沙滩北街，西至景山东街，北与大学夹道相通，南接西老胡同，全长323米。清代属皇城，称马神庙。民国时称景山东街，1965年将东老胡同并入，称沙滩后街。街内原有清和嘉公主府。1898年在街北侧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1935年在街南侧建北京大学地质馆。）的西口，路北，第一个门脸。西斋一进门，有一座影壁，转过去对面像一条深巷，从南往北，总有十几排吧，排与排之间，有相隔约五六米的空地。每排四间，每间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长方形，一门一窗向南，二窗向北。四个人住，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
北大西斋有些著名的历史标签：“1919年1月，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中华民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据说西斋建于1904年，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生宿舍。傅斯年、顾颉刚、氢弹之父的于敏等当年都是住在这里的。1917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校长蔡元培还许可西斋为研究会辟了两间屋子，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小室”的译音。
“老北大”西斋（原为理学院学生宿舍）旧影
首入西斋
1950年9月到北大报到，我们化学系总共录取约40人，80%是男生，在西斋大约占有有8个房间，各自熟悉的住在一起，我分配到西斋后面的一个房间，另外还有三个同学，一个是我高中的同学刘芸，其他两位一个是来自市立三中的张锡麒，另一个是从北洋大学纺织系转过来的杨家振，我们都是北京的，共同语言多些，住在一起很和谐。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之间熟悉起来，活跃气氛与日俱增，其表现形式是很多同学都有了绰号，像我高中的同学刘芸由于他当了生活委员，大家就叫他“刘掌柜”，我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外号儿，叫“傅伙计”，是对应“刘掌柜”的吧。这一雅号一直延续到毕业以后。记得1989年我做自科学基金委的评委时，在基金委工作的张志尧（比我们低一般的同学）一直称呼我“傅伙计”。不过在这段过程中我也真的做着“伙计”事儿，比如1989年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在京评委从北京启程坐飞机赴兰州时，在机场换登记卡时，在场的人我一看都是我的老师，有基金委主任唐敖庆先生，化学部主任徐光宪先生，他的夫人高小霞先生，还有高我两班的师兄慈云祥，这样的形式下，时年59岁的我还是小字辈儿，我不去当伙计跑腿儿谁去啊， 我就自告奋勇地去换登记卡。
1950年秋季入学后，化学系一年级男同学有3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记得最突出的是有一个来自湖北的奇葩学子，叫程庆华（后来笔名鄂华），他从入学开始就不是为了学化学，而是以理促文，他聪明绝顶，聪慧过人。他和我们一样同上化学课，同作化学实验，每门考试都能通过，其他时间都用来做他的文学创作，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宿舍埋头写作。 三年下来完成了化学系的一切课程，同时也完成了成为作家的准备，毕业时，他分配到吉林一所高中任教，很快被提升为当时全省最好中学的教务主任，并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同时，他开始发表《自由神的眼泪》、《自由神的命运》、《自由神的证词》等有关国际题材的系列小说，很快享誉国内外。后来他历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幸他在2011年5月14日在长春病逝，享年79岁。
西斋隔墙东边有一个类似西斋的小院子，叫“东斋”，是专门住患有肺结核学生的宿舍，我们班有一个叫邹家馨的同学就住在东斋，为了不被传染，我们一直都都没有进去过，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当年的确是这样。
东斋的东面就是原来清朝国舅爷傅恒的府邸，后来成为北大的二院，或理学院。
老北大理学院
东斋再往东边就是理学院了（北大搬迁到西郊后被教育出版社占据），我们的教学活动都集中在理学院。主要上课的教室是南楼，南楼西边有一个小草坪，中间有一个水池，有一些椅子，课间同学们在这一休息。也是我们同学早晨学习的好地方，有时开小会也在这个地方。
老北大的理学院
现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记得当时北大理学院有5个系，数理化和生物（有分动物和植物）系。我们上的专业课和实验室和系图书馆都在理学院里，文科课就要到红楼去上了。
理学院所在的东西向的一条约100米的街道，很热闹，理学院东面有些商店，记得有一个卖鸡丝面的小店，叫“菜根香”，饭食做工很精致也很干净，学生们经常光顾，它的鸡丝面很好吃，多年来难以忘怀。理学院斜对面有一个卖早点的小铺子，早晨供应豆浆、油条、烧饼等，我由于不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家离学校很近，骑自行车10min 的路程，中午和晚上要回家吃饭，另外我家里只有年近60的老母亲，也需要常常回家照顾照顾），早晨就在这个小店吃早餐，一碗白浆（不加糖的豆浆）2分钱，一个鸡蛋5分钱，一个烧饼2分钱。这样的生活很满足很惬意。到冬天西斋门口有一个卖烤白薯的，我们有时三四节要到红楼上英语课，去之前每人花7分钱买一小块烤白薯，一边往红楼走一边吃烤白薯，到教室前正好吃完，即解饿又暖手，这一情景多年都忘不了。
我们的课程和老师
记得当时一入学给我们列出一张参考书的单子，有十几本，几乎全是英文书，一看就有些头大。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英语基础差，补英语是第一要务，我们说在宿舍应该挂个 “英语是眼睛”的条幅，以便时刻警示。所以微积分书本来有翻译本，为了练习英语就使用英文版的，反正数学书的英语简单还可以凑合。数学是必需要上的课，任课老师是曹力凡先生（曹先生后来也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他讲课平铺直叙，简洁扼要，趣味性不够，所以要我耐心地听讲，数学课排在第三、四节，此时胃酸泛滥，胃里灼烧难耐，忍到下课频临昏厥（上高中时患胃病，上大一时还没有痊愈）。
普通物理课很有意思，开始是一位坐着轮椅上课的老师，是薛琴访副教授，他曾写过脍炙人口的《二十四节气歌》和《推行真正的农民日历-阳历》，发表在1949年的人民日报上，他讲课语言简洁、概念清楚，但是考试极难通过，最后只能用“开方乘十”的办法解决（即36分可以改成60分，100分还是100分），否则全班大部分人都不及格了。到1951年第二学期的普通物理就由大家熟知的两弹元勋朱光亚先生上了，朱先生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到给我们上课时只有27岁，当时对我们十分震撼，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讲课时概念清楚，引人入胜，但是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
化学的重头课是由曾昭伦先生上，北大当时的理念是重要基础课要由学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来上，所以当时虽然曾昭伦先生已经当了教育部副部长，还是要给当年的一年级学生上化学基础课，它的课排在第1,2节，上完课坐上外面等候的汽车到教育部上班，记得他还兼任化学系主任，所以学生们在底下称他为“曾老闆儿”。实验的重头课是无机定性分析，是苏勉曾先生带，这一实验课很有趣，虽然要闻那臭气刺鼻的硫化氢气，但是各种反应得到的红红绿绿的反应物，颇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所以大家做的都很认真。对我来说也十分得益于这门实验课，在毕业后辅导无机定性分析实验课时，可以得心应手。
到大二印象深刻的有两门课，一门是有机化学，由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邢其毅先生讲课，因为这是化学的重头课，记得生物系的学生也和我们一起上，人比较多，自然邢先生的课讲的有声有色，对学生要求严格，每次讲课前要我们在小纸条上默写一些重要的分子结构式，帮助我们的记忆，这样使我们受益匪浅。另外一门课是“化学数学”，是由唐敖庆先生讲，使我们惊讶的是唐先生讲了一学期课，在黑板上一个黑板接着一个黑板第推演繁杂的微分方程，但是他从来没有翻过放在讲台桌子上的讲义。他的记忆力让人叹服。记得1951年过年是，我们几个同学到他住的地方拜年，问到唐先生的记忆力为何如此非凡，他给我们说，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把数学系的课几乎都读遍了，至于像有机化学这种记忆性的课，他在上课时就记得差不多了，课后作数学题累了，为了休息脑筋看看有机化学笔记，就把所有内容全记住了，这让我们都听傻了。多少年后有验证了上述情况，1989年我在兰州大学参加基金委的课题评审，当时唐先生是基金委的主任，评议之前他做了基金评审的动员报告，他没有稿子就带一个小纸条，半小时的报告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数字， 口如悬河地讲述，并没有看他带的纸条，听者无不咋舌称奇，我是又一次见证了唐先生的记忆天才。
抗美援朝的年代
1950年10月也就是我们进入北大不久，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参军参干的运动，学校也动员学生报名参军参干，我们班有许多同学报了名，但是最后只批准了两名同学，我们寝室的杨家振被批准，不过没有上前线，参加了后勤部队的工作，后来到后勤学院工作。我们在课余也进行一些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记得我是参加了演“活报剧”的工作，因为我个头高又消瘦，就出演一个不要说话的美国兵，另外一个美演国兵是大四的胡振元，后来他到中科院有机所工作，成为我国气相色谱的开拓和倡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抗美援朝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记忆最深刻的是1951年底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是指当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当时震动全国的刘清山,张子善，两人被糖衣跑弹击中,最后被党处以极刑,以此证明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不能容许党内腐败变质份子存在,不论你过去功劳多大,只要犯法,决不留情,这在当时为党树立了令人崇敬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是不法奸商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斗打击,据说当时有奸商,将医院及战场的废弃衣物棉花棉被等,加工成棉衣棉被卖给国家运往朝鲜战场,给最可爱的人使用，这激起全国人民对奸商的激烈讨伐。
1951年末，要大学生参加这一运动，我们四个北大的同学（一个俄语系的男同学、一个数学系和一个北医药学系的女同学）被派到崇文门地区一个文物商店进行“五反”工作，组长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军人。我们进驻的这个商店据检举有严重的倒卖国家文物的犯罪活动，我们五个“五反队员”在这个商店“战斗”了近半个月，每天夜里要审讯五反对象，白天外出调查，这是我们步入社会的一次演习，了解了一些社会上的“七七八八”的事情，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不过后来也没有查出太大的问题，结束了这次社会斗争的经历。
“劳卫制”健身强国
“劳卫制”是“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的简称,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经验,在学校、部队和机关等推广的一套体育锻炼制度。1951年在北京、上海试行。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6月发文要求逐步推行“劳卫制”。
当时北大也在学生中极力推行“劳卫制”，实行所谓“八一五零寒暑假”的学生生活，就是每天8小时学习工作，一小时锻炼，有寒假和暑假。我当时是班上的“军体干事”，每天早晨要在宿舍挨门喊同学起床到操场作广播操，下午4点多要招呼同学们到操场进行一个小时的锻炼。这一活动同学们都积极响应，所以一到下午四、五点钟民主广场的操场上就会有很多同学进行各种运动，为了要达到“劳卫制”的基本要求（我记得：手榴弹投掷50米，跳高1.2m，百米13 s，游泳50m）,大家都拼命地锻炼。以后的年代我十分怀念这一段生活，感谢国家推行“劳卫制”的运动，近两年的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也养好了我在高中时患下的胃病，为我几十年的工作准备了健康的身体。
同学们为了增强体质，夏天我们晚上在临睡前围绕景山的马路上跑一圈，冬季去什刹海滑冰，我第一次学滑冰是在1950年冬天，花了5块钱在东单旧货市场上买了一双旧的花样滑冰冰鞋，和另外两个同学到什刹海冰上“摔”了一个下午，居然可以滑着走了，后来在北大红楼后面（阴面）学校泼了冰场，下午锻炼时间就在这个小冰场上滑冰了。
我们那个年代虽然国内和平生活依旧，但是抗美援朝前线战士们为了祖国的安全，浴血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捍卫着祖国安全。所以国家经常对年轻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和锻炼。1951年暑假，市里组织了大学生舢板训练，当时我是我们系的军体干事，校学生会体育部就让我负责北大舢板训练班的工作，所以我勉为其难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因为是暑假所以每天下午从学校排队步行到北海，由一个海军教官训练我们划舢板的操作，舢板的浆叶很粗很长，划起来很吃力，几个小时下来累的筋疲力尽，一个暑假下来，比赛虽然没得到理想的名次，但是队员们胸肌、臂膀和大腿的肌肉明显的鼓胀起来，体质得到很大的提高， 也焕发了饱满的朝气。
西斋的两年学习生活在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记忆，到1952年暑假后由于院系调整，学习前苏联的大学体制，北大、清华和燕大的文、理、法等院系合并成立新的综合性北京大学，校址迁到西郊的燕京大学，所以我们就离开生活了两年的西斋，1952年暑假后就进驻燕园的4斋，一栋两层的简易楼（以后再聊聊在燕园一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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