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

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工作。人们注意到，这次会议在提到“产学研结合”时，增加了一个“用”字——“会议强调，要加大改革力度，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用”是技术创新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用’引入‘产学研’，是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的一个关键举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告诉记者。他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技术研发在第一环节选题时，就脱离了市场，使得技术转化先天不足；二是在转化环节上，没有根据应用的需要进行适当地调整，这就让很多成果不能实现转化，最终成为半拉子工程。” 　　冯飞分析说：“从本质上讲，技术的首次商业应用是技术创新。在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学’和‘研’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技术支撑，而‘用’则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在市场应用，技术创新也就没有了意义。”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认为：“过去存在为研究而研究、为科技而科技的倾向，这种经院式的创新很少考虑市场需求。产学研用结合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创新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的重要作用。” 　　市场需求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 　　梅永红进一步解释说：“100年前恩格斯曾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这句话直接反映了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的内在的动力性。” 　　他说，从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上讲，任何一项技术在推向市场之初都是不成熟的，只有在用户不断使用和反馈当中，技术才能不断趋向完善。从技术创新战略而言，技术研发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市场则通过价值回报来保证技术创新的持续性。我国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意义就在于此。 　　梅永红认为，世界各国都把市场视为战略性资源，几乎所有国家都要经过相关制度设计，制定相关政策，使得本国市场需求能够跟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很好地衔接起来。例如，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政策，核心目标是为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可预期的发展空间和利益空间。 　　一些重大项目通过技术关联度、产业关联度以及就业关联度对相关产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此，用市场拉动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是我国“十一五”重点发展产业。未来十年我国至少要新建1200—17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每公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需配置6—8辆车，按建设线路长度1500公里计算，全国在2015年以前至少需要9000—12000辆车。而我国需要的这些城市轨道车辆的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基本源于国外。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如果单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把中国的市场与技术创新剥离开来，那么中国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可能越拉越大。 　　梅永红强调：“拥有具有无限潜力的技术应用市场和消费市场是我国最大的优势。”能不能把这个市场用好，能不能让这个市场成为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之源，直接关乎中国的技术创新大业，直接关乎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能不能得到顺利实现。 　　用户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 　　在产学研用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用户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用户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刘琦岩认为，过去产学研结合侧重于鼓励卖方主导的创新；“产学研用”新形式的提出，让买方参与进来，更有利于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 　　他说，用户参与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常规的模式，并且根据行业不同，用户参与创新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例如消费电子领域，消费者可以直接向企业提出自己的需求，服务行业用户参与的程度更深。电信、地铁、航空服务等大型运营商，可作为买方也可代表众多用户参与产品及市场创新。用户参与创新，会把特定要求（如高效加工、便捷维修，低成本、产品特殊功能等）直接提交给开发方，这样，既可以缩短从开发到市场的时间，还可以促进产用双方深入的联系，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大幅度减少创新的盲目性。据介绍，上海A型地铁列车和三峡水电机组的开发就是产学研用结合的成功案例。 　　2005年9月，上海电气集团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与同济大学、上海申通集团开始联合研发城市轨道交通A型列车。上海申通集团作为上海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的主管部门和最终用户，在轨道交通投资建设、运行管理、设备维修等方面经验丰富。一开始，申通集团就参与到研发中，提出用户需求，提供线路条件与车辆技术规范，参与概念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和试验考核等方案的咨询、论证与评审。依托产学研用联合研发平台，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三方研发联合体就从零起步实现了首列A型地铁列车的自主研发。 　　同样，在三峡大型水电机组技术研发中，也是将三峡工程作为用户，把它同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绑在一起，共同进行技术研发，最终实现了我国大型水电机组的技术跨越。 　　建立多方共赢的创新生态 　　专家们认为，研发机构不直接面向市场，很难把握市场的最新动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由于自身研发能力比较弱，也很难通过技术主导产品结构，甚至主导消费结构。把产学研用结合起来，将是我国现阶段非常重要的政策方向。 　　梅永红说：“把企业、创新机构和用户捆绑在一起，建立多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构建一个创新生态，这才是完整的创新系统。”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外产品垄断了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当时称之为“七国八制”。电话通讯对运营商和普通消费者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但是，当巨龙、大唐、中兴通讯、华为这些企业横空出世，在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形成竞争格局，程控交换机价格成十倍下降，我国企业、电信运营商和普通消费者都从中受益。 　　浪潮集团与“巨大中华”的境遇则完全不同——浪潮集团进入计算机服务器领域时，我国市场的国外品牌服务器价格很高。相同性能的产品，国外品牌每台200—300万，浪潮的仅为50万。浪潮的低价迫使国外产品降到每台100万元左右。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市场价格的变化，我国一些终端用户特别是垄断性用户不再支持浪潮产品，使得浪潮集团的后续研发缺少市场的保障，企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挤压。 　　“怎样才能打通产、学、研、用四个环节，整合四个方面的资源？”冯飞认为，“这既需要通盘考虑对供给者和消费者的激励政策，也需要不断创新组织形式。” 　　梅永红说，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已经有所尝试。例如，通过制定首台套制度建立重大装备产业的风险补偿机制。一种方式是由政府直接购买产品，另一种方式是由政府为首购者提供一种风险担保。这会为我国的重大装备制造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生存空间。再如，通过支持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产学研用通过契约关系“捆绑”在一起，共同打造产业链和市场蛋糕，获得共同的商业利益。 　　■ 观点链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 　　在向最终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运营商和设备制造企业以及其上游的高校、研究院所是在同一个价值链内，运营商在产学研用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是运营商的重要社会责任。 　　在“产学研合作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指出，在产学研用合作中，运营商的作用不仅是在使用制造企业的产品建网和业务开发阶段体现，制造企业在着手产品开发的时候，就应该主动了解运营商对未来产品的应用需求。在产学研用合作中运营商参与或了解系统设备和终端的开发，对于他们掌握系统设备和终端的性能、优化网络的组织并进一步实现业务创新都是有益的。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顾问周远楣： 　　目前国内市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顾问周远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国内通信产品即便与国外产品技术相当、有价格优势、快速服务能力强，在与跨国公司竞争时仍然会处于劣势。但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国内市场的培育，自主创新的企业需要通过国内市场的支持才能走向成熟，应通过政府采购为创新产品提供机会。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曲维枝： 　　需要推动应用的信息化部门和负责装备提供的产业部门携手研究，将支持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应用结合起来。 　　在电子政务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在政府采购上的投资有几百亿元，而国产装备所占的份额不到25%。在谈及这一话题时，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曲维枝认为应将支持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应用结合起来。一方面是产业部门根据建设需要加大开发力度，保证产品技术过关；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采购，保证研发的技术产品能够获得推广、应用。 　　北京大学教授路风： 　　中国拥有一个规模巨大并且充满增长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需求结构将长期保持民族特色，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撰文指出，在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产品都是由中国企业普及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市场最热门的消费品是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冰箱、彩电以及后来的空调等等。当时，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日本产品，但家电产品最后在中国的普及却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崛起。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提交了一份制定《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的议案，这是我国首份制定关于产学研立法的建议。《科学时报》记者为此采访了马德秀。 　　马德秀说：“从1992年起，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开始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近年来，产学研合作活动日益活跃，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到运行机制，从利益分配原则、风险分配机制到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法律环境逐步改善，但尚未形成优化和完善的制度环境。” 　　马德秀建议，有必要将《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的制定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重要议程，为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强大的法律保障。 　　立法时机成熟 　　马德秀说，产学研合作不仅是围绕技术创新而展开的一系列经济行为的总和，也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综合，涉及到多种新的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或单独、依次呈现，或交叉错综呈现，往往不能通过市场行为自发解决，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确立必要的准则，规范和约束产学研合作行为，促进和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已具备制定《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的条件。”马德秀认为。 　　马德秀举例说，我国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三十条就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扶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构建和完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法律平台已列入新时期大政方针。因此，对于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最为有效的产学研结合创新进行法律规范十分必要。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产学研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这为促进产学研合作立法创造了良好条件。 　　立法突破产学研三大障碍 　　“产学研结合虽是老话题，但在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应赋予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科学内涵。”马德秀认为，制定《产学研合作促进法》就是要从立法上突破产学研的三大障碍。 　　障碍一是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20%，产业化不到5%，而发达国家技术转移高达40%～50%。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 　　首先是产学研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由于各类创新主体的职责和权益界定不清，对共同投入、成果分享，技术、市场、管理等风险分担的机制不健全，缺乏法律约束，导致产学研结合难以持续。 　　其次是政府发挥引导与协调作用不够。产学研结合没有专门的促进政策，信息和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政府在产学研结合的资源配置上缺乏明确导向，特别是在对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链的资源配置上，“贴牌”现象较多。 　　再次是引导产学研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长期以来，学术至上“一刀切”的评价标准，造成了业绩考核中轻视企业服务、项目管理中轻视横向科研的“两个不平等” 同时，企业也缺乏合作创新意识，从而制约了产学研结合的积极性。 　　马德秀建议，应适时制定我国《产学研合作促进法》，确立必要的准则，以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障碍二是合作模式。 　　离子膜是我国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材料，国家曾组织攻关10年都没有获得突破。几十家单位松散地合作，都怕投入过多而吃亏，造成研发工作始终在实验室兜圈子。上海交大教授张永明在学校支持下，与民营企业东岳集团组成强大的产学研联盟，以市场为导向，完成了从实验室研究到工程化技术的重大突破，打破了美国杜邦公司的长期垄断。2005年作为山东省一号工程，迈出了官产学研用的重要一步，现已实现产业化并荣获省科技发明一等奖。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成功的例子还不多。从这个实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产业技术创新投入高、风险大、系统性和复杂性强，要求参与单位之间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目前‘年度性’和‘单个项目制’的产学研结合难以适应这一要求。”马德秀说。 　　马德秀建议，应从三个着力点实现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突破：一要聚焦产业高端，建立共性关键技术重大平台。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成立官产学研用战略联盟，集中力量加强攻关，实现“抱团创新”，提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 　　二要着眼于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瞄准企业明天甚至后天的技术难题，政府给予政策或资金支持，建立企业与高校的联合研发实体。比如，在上海市的积极支持下，上海交大以全新的体制机制，以潜在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国家电网、上海电气、新奥集团、华锐风电等，有效整合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与闵行区共同成立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引领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且富有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国家要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银行信贷、担保和服务体系，以确保中小企业能够成为推进产学研合作新的生力军。 　　障碍三是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数量增长较快，2007年全国研发人员达到173.6万人，仅次于美国。但适应科学前沿和产业高端创新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到2015年，我国仅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环保等八大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就需新增100多万人。 　　“创新型科技人才，仅靠高校关起门来培养肯定不行，必须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马德秀认为，首先应开放办学，在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变革的新要求，加大学科链与产业链的对接。 　　其次，政府要支持高校在企业建立实习训练基地，让学生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凝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围绕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多次批示的大型锻件技术难题，上海交大在上海电气重工设立了3个院士工作站，经过两年多的产学研合作，不仅解决了大型锻件的有无问题，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研究生。

近日，中国地质大学产学研基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调查研究院分院揭牌仪式在武安市举行。 　　近年来，武安市一直在摸索寻找一条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科学之路。中国地质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拥有国家级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实验室。围绕“如何把武安由资源大市、钢铁大市变为钢铁强市，如何通过地质科研基地建设，使武安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产品优势”这一课题，双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沟通和磋商，签订了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这次中国地质大学在武安设立产学研基地和地质调查研究院分院对武安开发利用后备矿山、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加快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