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研发

师夷长技以自强——承接跨国药企向中国转移新药研发业务的分析及建议 　　国际制药企业继在中国开展“生产转移”后，又开始“研发试水”，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转移其研发业务，或将其研究业务外包给中国的研发外包企业。本文在分析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模式、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其转移研发业务的实质，并为我国政府、制药企业、投资和研发机构等提出了积极营造适宜的发展政策环境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充分利用CRO战略合作模式，加速创新药物技术的本土化产业实施等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本版将分两期刊登此文，望能给相关人士以启示。 　　近年来，国际大型制药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或将新药研发业务外包到中国，推动了我国研发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北京、上海等作为我国人才、技术的集中地，也成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的首选地之一。 　　模式多样 特色鲜明 　　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模式多种多样，或是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或是与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发服务企业等进行合作。但即使是自建研发中心，其定位、目标也都各不相同。 　　1.自研与合作研发并存 　　自建研发中心是国际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一种重要形式。近10年来，国际制药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并将其部分研发业务转移到中国研发中心开展。由于各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这些研发中心也各具特色。 　　化合物及中药提取物活性物质的筛选 进行化合物筛选，是多数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研发中心的工作，然而从合成的有机化合物中筛选活性化合物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中药、天然药物资源，中国的中药有着几千年的研究经验与成果，这对世界的新药研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部分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企开始从中筛选活性物质，这成为近年来一些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业务的新途径。如诺华与上海药物所合作，从中药中筛选活性成分用于新药的开发。按照阿斯利康一位负责人的说法就是“把东方的有效成分、化合物挖掘出来，供全世界的研发中心开发适合他们的药物 从西方把成熟的药物研究开发经验移植到中国，开发中国人、亚洲人需要的药物”。 　　创新药物的开发 将创新药物的前期筛选转移到中国，是近年来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的重点。创新药物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的科学研究。目前较为先进的药物筛选技术是高通量药物筛选，但其研究周期长、耗费大。这对于人力成本逐渐高涨的西方国家来说，长期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企业负担沉重。以往，国际制药企业对于中国制药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持怀疑态度。现在，随着各大国际制药企业研发中心中国研发人员的比例不断增加、大量留学的中国人归国创业，国际制药企业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研发能力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中国的人力、原料等资源成本比西方国家廉价很多。因此，国际制药企业已越来越重视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开展创新药物研究，代表性企业有罗氏、拜耳、强生等。 　　基础性研究 由于东西方人种的差异，疾病相同但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可能存在差异，这对国际制药企业开展基础性研究工作、揭示东西方人种的差异以及对于其开发新药或者药品进入亚洲市场提供了相应的科学依据。因此，部分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如阿斯利康、诺和诺德、葛兰素史克等。 　　随着各国GLP、GCP的颁布和实施，药物安全性评价需求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从事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的机构超过84家，其中1/3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GLP认证。2007年度上述机构对701种药物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完成的试验项目总数为2216项，其中在GLP条件下完成的试验项目总数为1156项。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实验动物房、北京大学动物中心、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已通过AAALAC认证，药明康德、上海药物所等单位也正在建设国际标准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中心，为国际制药企业提供国际标准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服务。因此，近年来国际制药企业也逐渐将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转移到中国开展。 　　临床研究 进入中国的国际制药企业基本上都会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因为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其生产的药品进入中国市场需进行注册管理，为验证其药效与药物安全性，必须开展临床研究。一些国际制药企业 　　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因此要承担相应的临床研究工作。此外，中国人口众多，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能够快速招募到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利于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缩短临床研究时间，推进新药产品上市。如我国乙肝、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率较高，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对于开发治疗这些疾病的国际制药公司来说，选择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可以很轻松地征集到合适的病例，而这在美国、欧洲却很难办到。 　　2.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2007年8月，和黄医药与美国礼来就开发癌症及炎症性疾病中多靶点药物签署了合作协议，金额高达1亿美元，创国内之最。2008年11月，双方在新药研发方面再一次签署了高规格共同开发与合作计划。根据协议，礼来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和黄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开发新的癌症药物靶点。礼来将向和黄医药支付比前一次合同更高的签约金、潜力候选药物定金以及每个重要研发阶段的里程金。和黄医药还将获得由双方合作产生的产品全球销售收入的提成。随后，和黄医药与美国强生、德国默克、宝洁等公司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3.技术、资源共享 　　诺华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合作研发模式是技术、资源共享。上海药物研究所从药用植物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天然成分，经诺华公司筛选，发现十几种活性物质可进一步研究开发。该合作期的研究计划已于2004年7月顺利完成，同年底双方又共同签署了第二轮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上述合作的特点是：以中草药中的天然化学成分为研究对象，注重技术转移 提升天然化合物分离速度和质量，知识产权共享 通过国际企业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相互沟通，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双方的合作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互信，合作的深度日益得到加强。 　　4.研发管理合作 　　美国礼来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模式是研发管理型合作，这种方式也被称之为独占性外包。2003年，礼来与上海开拓者化学合作，成立了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礼来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为早期化合物的合成，由美国礼来公司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中方负责组织科研队伍和实施科研计划。礼来将中国视为研发战略伙伴，并将在中国的研发项目纳入其全球药品研发体系中，有助于公司降低研发成本，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对于中方来说，参与跨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有利于学习国际先进的研发模式和流程，提高自身的水平，将国内优秀人才储备下来，进而促进中国参与全球药品研发。 　　5.合同研发服务 　　合同研发服务是国际制药企业如辉瑞、诺华、礼来、默克等与国内从事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如药明康德、睿智化学、康龙化成、保诺科技、美迪西等最为普遍的一种合作模式，也称为合同研发。双方根据合同要求，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为客户完成相应的研发服务。很多国际制药企业选择这种合作模式。但是，这些合作多为含金量较低的合作。 　　6.研发外包服务集中度较高 　　国际制药企业转移到中国的研发业务，主要集中在几家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如药明康德、开拓者化学、美迪西、先导化学、辉源生物科技等。从技术市场登记的合同分析可知，药明康德承接的研发外包业务占上海研发外包业务总量的50%左右，其次是美迪西、开拓者化学、睿智化学等几家企业。通过对企业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企业大都是在国际制药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工作的中国人回国创办的企业。他们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企业，凭借其高层人员在国际制药企业的声誉，逐渐成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研发业务到中国的主要承接商。 　　7.外包业务并非核心业务 　　通过对技术市场合同数据库的资料分析可知，2006~2008年，21家国际制药企业委托上海研发外包服务的合同总金额分别为6.65亿元、10.56亿元和7.71亿元，分别占同期上海市研发外包服务总额的39.71%、63.65%和37.94% 三年的合同总额为24.9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上海市研发外包服务总额的46.44%。可以看出，国际制药企业转移的研发业务占了很大的比例。2007年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一年，大部分国际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都在15%~25%之间。以阿斯利康为例，2007年其全球销售额达到287.09亿美元，其全球研发投入为47.37亿美元，占销售比为16.50%，转移到中国的研发业务占比为1.14%。其他国际制药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均低于阿斯利康。由此可见，国际制药企业转移至中国的研发业务微乎其微，非其核心研发业务。 　　8.核心技术“内部转移” 　　葛兰素史克在上海设立其全球第32个研发中心时称，该中心将为全球范围研发用于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药物，这也是其在全球重点拓展的一个业务领域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也表示，罗氏在沪设立的全球药品研发中心，将承担药物研究、药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环节的整体布局任务 拜耳与强生也紧随其后，于2009年先后宣布了他们在华新设研发中心的新药“创制”业务定位。可见，最初外资医药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只是生产和销售，现在已经逐渐转变为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尤其是新药研发的一些核心业务也正向其在华研发中心转移。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一种“内部转移”，其核心技术绝不外包。 　　分散风险 追求利益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分析可知，跨国药企的研发服务转移活动是具有成本驱动与技术驱动双重特征的，是典型的市场经济行为，追求经济利益与创新效率最大化是其本质。 　　1.降低研发风险 　　创新药物开发通常从10000个化合物中筛选出5个能进入临床研究，最终仅有1个能进入市场。开发一个新药需花费6~8年时间，耗资约8亿美元。全球医药研发投入逐年递增，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却呈现递减趋势。基于开发新药越来越难，再加上市场竞争和药价限制等不利因素，为降低研发成本，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将研发转移至低成本国家。将新药研发的各环节业务外包出去，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 　　2.缩短研发周期 　　研发外包服务的专业和高效可以缩短国际制药企业新药研发的周期，实现快速上市。一方面，通过研发外包，制药企业可以大大提高研发的质量和速度。由研发外包企业承担研发项目与企业独自研发相比，大约可以节省25%～35%的时间。另一方面，制药企业还可以借用研发外包丰富的经验和对新药注册程序的熟悉，使得新产品注册速度加快，争取药物早日占领市场。第三方面，国际制药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外包接近快速成长的新兴药品市场，利于开拓全球市场，更容易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3.降低企业运作成本 　　医药产业链分工日益明确，研发外包可使国际制药企业实现最佳资源配置，专注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国际制药企业通过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并外包，降低了企业运作成本 把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核心业务上，不断巩固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且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制药企业研发模式战略调整的重点就是更加集中在某些专业治疗领域，缩小“研发管线”。 　　4.低价获取人力资源 　　这是最为显著的本质特点。中国从事新药研发的研究人员其报酬仅为美国、欧洲的研发人员薪酬的1/10左右，但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素质却是无可争议的。花费低廉的人力成本雇佣高素质的科研人员，不仅能为企业节约大量人力成本、还能组建优质高效的研发团队，这种“稳赚不赔”的事情，国际制药企业绝对不会错过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外大型制药企业向中国转移研发业务的实质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更是一种全球性技术本土化的创新战略工具。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不足已是业内共识，其原因包括国内药企以仿制药为主、低价竞争、企业利润率低，研发投入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新药研发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已成为新药创制的主要瓶颈。 　　同时，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正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重大疾病、耐药菌引发的疾病及传染性疾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从而带来了可观的市场需求 产学研联盟与产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在抓住机遇、突破创新瓶颈的过程中，本土药企应重视邻国经验。 　　例如，从仿制到仿创再到创新，日本药企主要聚焦本土市场，国外市场和跨国药企共同开拓，通过仿创和整合诞生了两家全球前二十大制药企业。 　　而印度则走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仿制药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产品从原料药向制剂升级，承接合同研发和合同生产，并逐步走向创新。目前，印度仅有世界中型药企，但已成为世界市场高质量、低成本的仿制药领导者以及合同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国家。

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实现中国医药产业的升级，未来生物医药将成为医药产业发展的主流。而发展生物医药并不意味着抛弃化学药品和中药等传统医药产业，但传统医药产业必须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发展生物医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 　　“国家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将整体提升中国医药产业的档次，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示，相比传统医药产业，生物医药对环境污染较少，对资源依赖性较小，对技术要求比较高，而利润增长也高于整个行业。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技术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治疗肿瘤、类风湿等疾病的新药，治疗效果非常好，需求增长巨大，发展生物医药，就是要抓住技术的制高点。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后，在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支持下，在功能基因组研究，干细胞研究生物芯片研究等技术领域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根据国际生物经济大会统计，2008年，我国生物医药实现产值8666亿元。 　　但是相比国际水平，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创新产品少，企业规模小仍是普遍现象。在生物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方面，国外在华申请中78%为企业申请，我国企业申请只有25%，高校和个人申请量都高于企业。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表示，国家对生物产业大力发展，有利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快速崛起和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将使中国医药融入到国际市场中。 　　由于认证问题，中国医药出口一直以原料药出口为主，药品制剂出口十分薄弱。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生物医药出口额为8717.5万美元，且近9成为生物疫苗。同时期的进口额却达8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据于明德透露，中国政府正在创造条件加快制剂走出去的速度，特别是走向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主要消费市场。生物药和化学药都将是重点支持对象之一。 　　受政策积极影响，不少企业已经将目标瞄准了产品出口，记者采访的多家药企表示未来都有产品出口计划。 　　新药创新将进入新一轮高潮 　　长期以来，我国生物医药是 “以仿为主”，中国部分医药企业虽然在研发上面有投入，但是从整体来看，投入并不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数据显示，生物、生化医药制造中的研发经费占产业总产值的比例，美国、日本分别为22%和15%，中国只有1.7% 世界500强中，医药企业每年投入的科研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一般在15%~20%，中国相对应的比例还不到2%。 　　企业研发热情不高是主要原因。新药研发有风险，将会影响到企业的销售。大药企因为有比较稳定的市场，不愿意投入 中小药企是没有实力进行研发，所以中国企业对新药研发的投入不足。 　　不过这种情况有望改变，“中国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将引来新一轮新药创新的高潮。”于明德表示，战略新兴产业决定是长期的发展目标，经过5年、10年的发展后，估计中国有25个左右的原创新药批量问世。 　　中美生物医药协会(CABA)会长王义汉博士刚刚完成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调研，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府的千人计划、百人计划 各省市如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不断进行的招商，都在吸引优秀的生物医药人才回到中国。 　　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些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的金融政策，去年6月份，国家直接拿出60多亿元资金对重大新药的创制进行了支持。据媒体报道，正在制定的生物医药产业“十二五”规划中，国家还将投入100多亿元对新药创制进行支持，单个新药研发项目可获得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支持。 　　新药的监管方面也将迎来新规。据王义汉透露，应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的要求，近期他们刚刚提交了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其中新药创新方面的监管是主要内容之一。 　　在新药审批上，中美生物协会建议，监管部门加快对新药的审批速度，同时提高新药创制的门槛，让真正的创新药获得审批，并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保证企业的巨额研发投入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这些都会体现在未来的“十二五”规划中。 　　王义汉还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对生物医药进行投资。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效益大，而且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抗周期性。唯一制约就是周期长，不像其他产业见效那么快，这时候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税收和价格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对生物医药的投资。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生物医药新药研发所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不仅治疗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小，而有中国自主产权的产品，价格相对要便宜得多。 　　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不少内资的创新药都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中国是肝病大国，而干扰素是治疗病毒性肝炎的首选药，沈阳三生在研发生产成功后，不断降价，使价格降到了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国外进口产品的五分之一，引发了业内的价格革命。百泰生物研制的新药上市后，其价格也是外资品牌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