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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问题大米当然不是新鲜事物,从腐败变质到转基因研究、从假冒名牌到重金属超标。概率上说,既然是市场化的商品,基于逐利需求下的乱象就不可能不发生。但“镉超标大米”事件,在今日语境下观之,显然不仅是质量监控与市场监管的弊案。 “问题大米”背后,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即粗放式的管理和质监部门不作为。一方面,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检测项目均未纳入粮库检验范围;另一方面,明知粮食有问题,却听之任之甚至沆瀣一气。 我们有必要把当前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表面上直接原因是不良生产者的违法行为,但更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和政府检测监督机制的失灵。面对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事件,很难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某一个环节。 在当前粮食质量监管体制下,粮库质检科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均未纳入检验范围,充其量只是走过场,粮食销售企业亦只关心价格关心利益并不关心镉超标,地方监管部门又很少抽检,即使检测到镉超标也不公开,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市场上的大米是否安全。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调查镉超标大米去向,要调查当前市场上大米的重金属含量情况,还应该反思粮食质量监管体制的漏洞。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由乱到治的过程,最重要也是责无旁贷的力量来自于政府监管。从保障经济秩序和民众健康的角度出发,政府对于不同的食品安全问题和诱因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办法。 对粮食的监控,必须有一套从源头到最终目的地都可以完整监控的体系,建立一条龙的监管体系,这样才能够从各方面杜绝毒食品扰乱市场。只有监管部门切实有力的起到监督的作用,我们才能吃上健康、安心的食品。
低粮价不能保证粮食安全 八国峰会已经落幕了。今次峰会的一个主题就是粮食问题。高耸的粮价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政局稳定。粮食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去年以来的粮价上涨将粮食安全问题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对于粮价的走势,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日前在“2008年夏季稻米市场分析会”有一个预测,她说,全球粮食供求形势有缓和迹象,但依然偏紧,中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市场价格运行平稳,但国内粮价未来仍存在上涨压力。 在目前高通胀的背景下,粮价进一步上涨似乎不是好事。因为粮价在整个CPI权重中所占比例高达1/3,粮价的走高势必会促使其他商品的价格也跟着上扬,进而影响到普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生活,并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压力。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提高农民收入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粮价的进一步上涨又是个好事。这里面的问题就看孰轻孰重,是着眼于眼下还是长远。 通货膨胀问题当然要高度重视,它不但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直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恶性通胀甚至会使一个小康之家陷入困顿。但首先,此轮通胀并非是由粮价上涨或并非主要是由粮价上涨引起的。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巨额外汇储备引起的。其次,对粮价上涨而引发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下降,可通过价格补贴的形式进行部分弥补。 然而,粮食安全却不一样。由于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显现,但另一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却呈刚性增长。这一减一增,使得中国粮食的潜在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因此,长远而言,确保粮食安全更重要。 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无忧,前提是要保证农民能够从种粮中得到比较收益。否则,农民是没有积极性去种粮的。那么,如何来提高种粮效益呢?一是靠价格,一是靠补贴。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粮农的收益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一般占60%以上。我国虽然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总体而言,财力有限,而且农民数量庞大,指望像欧美那样大规模补贴农民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补贴城市低收入者比补贴农民更合算的原因。后者不仅数量远比前者多,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年复一年都要补贴的。所以,种粮收益应主要依靠粮价。粮价才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根本。 从我国前10多年的情况来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印证了这点。2004年前几年,由于粮价过低,种粮无效益,农民种粮积极性几乎丧失殆尽,导致大面积减种,粮食总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甚至还有下降。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重大转机,到今年,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增长,原因一是取消了农业税,并增加了农民种粮的补贴,从而降低了农民的种粮成本,等于间接提高了粮价;二是国家直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标准,更是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统计表明,粮价上涨对农民增收发挥了主要作用。 尽管最近几年粮价涨幅比较大,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但与国际粮价相比,中国粮食市场的“价格洼地”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今年以来,全球小麦、玉米、大米等主要粮食价格均大幅上涨,泰国大米4月份已涨到1000美元一吨。我国今年一季度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吨收购价格为1582元,同比上涨7.5%,远低于国际约一倍的涨幅。目前,国际米价是国内的四倍,国际小麦、玉米价格比国内高出197%和70%。所以,国内粮价还有大幅上涨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有粮食企业独家垄断粮食收购市场的局面还未打破,国内粮价上涨的好处大部分流入到流通环节和国有粮企,再加之化肥和农业生产资料也涨幅巨大,甚至超过粮价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成本也比过去更高,事实上农民从此轮粮价上涨中获益不多,在一些地方,农民种粮甚至是赔钱的,所以,要使得农民有种粮积极性,必须进一步提高粮价。 当然,对于决策者来说,理顺粮价在目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要考虑对低收入者的影响,虽然这是很必要的,但如果“价格洼地”的现象迟迟得不到改善,也会再次严挫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依靠管制实现的低粮价事实上是很难持久的,若在粮食供求失衡后再出现价格反弹,届时对低收入者的冲击只会更大。 鉴于此,粮价并非越低越好。考虑到现实情况,在通货膨胀和粮食安全之间,应保持适度平衡,但总的趋势是,要逐步提高粮价,以消除“价格洼地”。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历史经验。(邓聿文)
卫生部已就粮食使用的必要性问题,商请国家粮食局提出意见。昨日,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不仅是组织,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对食品安全标准提出意见。 或许很快就能看到GB 2760-2011的修改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