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法

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17日初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据了解，现行科学技术进步法于1993年制定，2007年修订，随着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科学技术进步法需要作出修改完善。通过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按照“四个面向”战略方向，加强统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运用法治力量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加快推动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本次科技进步法修改，在现行法律八章七十五条的基础上，对法律框架和内容作出部分调整，其中新增“基础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三章，共计十一章一百零六条。为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草案提出，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中的比例；围绕科学技术前沿、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聚焦重大科学问题，提升科学技术的源头创新能力；完善学科和知识体系布局，支持基础研究基地建设等。本次科技进步法修改，突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草案明确，构建和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体现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科技任务等。为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草案在总则中增加了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受到全社会尊重的内容，强调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保障科学技术人员投入科技创新和研究开发活动。草案规定，建立健全创新人才教育培养机制，实行科学技术人员分类评价制度，突出创新价值、能力、贡献导向。草案还对完善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扩大科学技术开放与合作、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完成了对《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通过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破除自主创新障碍因素等，为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法治保障。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开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完善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发展模式。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合理确定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针对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较重问题，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完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简化管理流程，避免重复性检查和评估，减轻科学技术人员项目申报等方面的负担，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还在提升对科技人员激励水平，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强化区域科技创新，完善相关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点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全文2021年12月20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可以看做是对《科学技术进步法》一种解读。具体如下，有增减。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科技事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新模式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始终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理论指引，始终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主动作为和倒逼驱动相结合，探索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再到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一脉相承的战略路径，积累了一系列宝贵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始终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有效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集成全国各方资源和科研力量，举全国之力开展科技攻坚，取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科学严密的规划政策体系，打造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这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宝。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推动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大大局”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作出我国科技发展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部署，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始终走在各领域改革前列，党中央相继制定科技进步法、专利法等法律制度及一批科技改革政策措施，建立了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坚持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积极性创造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党中央把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重视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引进、使用高水平科技人才，让全社会一切创新创造智慧充分涌流。探索实践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创新发展新路径。牢固树立“科技先行”的理念，从产业布局到重大工程实施，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工作的逻辑起点，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作用，持续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在发展方向、目标、路径上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方法、要答案，让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继承发扬科技界优良传统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在攻坚克难中砥志研思、追求卓越，在科技发展中以身许国、建功立业。科技战线创造的一系列精神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科技界鲜明的价值导向，也成为引领社会的时代航标。加快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法制化治理步伐，科技评价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破四唯”“立新标”相结合，建立常态化查处通报机制，形成行之有效的调查工作机制，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国家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主发展的基石上，并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创新合作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汲取百年智慧和力量，奋力开启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新征程六中全会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进行部署，为全国科技界和广大科技人员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支撑，以科技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强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编制发布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和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建立“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国家科技组织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以及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补短板与锻长板并重，以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保障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优化基础研究布局，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强化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特点的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行动，推动改革向提升体系化能力、增强体制应变能力转变。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重要要求，提升科技宏观统筹和重大任务组织实施能力，强化定战略、定政策和创造优良环境、搞好创新服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以激发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体系，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人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支持各国科学家围绕解决全球性问题挑战共同开展研究。科学技术行政等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完善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简化管理流程，避免重复性检查和评估，减轻科学技术人员项目申报、材料报送、经费报销等方面的负担，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间。滥用职权阻挠、限制、压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或者利用职权打压、排挤、刁难科学技术人员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科学技术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不发生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尹卓在办公室内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与他对谈的短短一小时中，他的电话就响了4次。 2013年全国两会，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政协委员尹卓被媒体围追堵截。 2011年3月9日，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政协委员谈科技创新能力”记者会。科技界政协委员尹卓回答记者提问。 　　尽管在电视镜头前频频亮相，也拥有不少忠实观众，但尹卓说自己并不属于电视明星那一类人。更鲜有人知道，“著名军事专家”并非这位68岁少将的唯一身份标签，他还是科技界的一名“老兵”。 　　如果你是一位军事迷，关心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大概不会对尹卓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打开电视，你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这位军事专家的身影。 　　地球上曾发生的任何战事，他似乎都了如指掌。大多数公众印象里，这位央视特约评论员观点犀利、一针见血，然而谈吐间却不乏儒雅之风。甚至有粉丝评价，聆听他解析国际风云，似有逻辑之美呈现。 　　只是电视机前鲜有人知道，“著名军事专家”并非这位68岁少将的唯一身份标签。作为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他同样是科技界的一名“老兵”。连续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尹卓在科技界的呼声振聋发聩，广受关注。 　　两年前，他提案建议“取消科技进步奖”。今年两会，他又在科技界小组发言中，将中国科技界的现状形容为“跑部钱进”，并且说：“只有我们这些还在干科技的人知道什么叫‘跑部钱进’。” 　　“不再参加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 　　前不久，《中国科学报》记者约访这位关心科技体制问题的少将，话题很快进入他对我国科技创新和评价体系的观察与思考。 　　“我们国家虽然也鼓励创新，但缺的就是鼓励创新的氛围，我们口头说得很多，但机制并不好，比如我们的科技项目申报制度就非常死板。” 　　尹卓看到，一些科研人员一年至少1/3的时间在跑项目。有项目才有钱，有钱才能做项目，才有科技进步奖，获奖才能晋升、评职称，一切都和跑项目有关系。“但地方政府在跑项目，科学家也跑，这样对吗?” 　　尹卓认为这种评价体系是不科学的，“人为的因素很多，各单位都在报奖，但衡量的角度未必是科学，而是部门利益交换。为了评奖还很可能贿赂评委，科研腐败现象就这样产生了”。尹卓说，这都把人引向了名利方向。 　　“这类现象我也接触了很多，所以我不再参加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因为如果你拒收礼品，而对方最后又评不上奖的话，今后找原因很可能就找到你身上，这非常恶劣。” 　　那么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尹卓认为，但凡国家大的项目，比如十六个重大专项，都不应该参评科技进步奖。“像大飞机、‘大运’这样的项目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个大的团队协作完成，有的团队解决了材料的问题，有的解决了工程的问题，但他们都未必能评上第一位”。 　　他特别提到了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青藏铁路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是在高原冻土带，如何解决路基不开化的问题，因为只有冻土带的基础稳定，才能保障铁路几十年的运行。 　　“但最后得奖的是铁道部建设项目，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科研人员，他们不知道排在多少位。” 　　尹卓认为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现在的科研经费可以购买科研设备，却不能用来奖励个人。“科学家的‘人头费’太低，科技含量越来越大，人的智力也越来越高，但我们却是见物不见人——进口仪器好像买得越高档越好，很多都浪费在那。” 　　由于“人头费”极少，一些科研人员不得不找歪门邪道，“现行的科研管理机制不是按科学规律走，而是行政管理的一套办法”。 　　“交给科技专家管理不行吗?”尹卓发现，政府管得非常具体，但凡大的项目，都要放在财政部审批。“财政部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一个一两亿元的项目都要具体管。要知道管理就是权，权就能换来利益，把审批权去掉了，利益也就没有了。” 　　尹卓认为，应该是项目搞完了，财政部来研究审计，“发现有问题，该抓就抓、该判就判，但应该让科学家有支配科研经费的自主权，要相信科技专家，他们都是在为国家拼搏”。 　　少将的改革“药方” 　　尹卓对科技创新的关注与忧思，与他年少时未曾实现的理想不无关系。 　　采访中，当从记者手中接过《中国科学报》人物周刊的样报，看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报道时，尹卓说自己也曾希望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45年9月，尹卓出生于延安，父亲是开国少将尹明亮。中学时代的尹卓在北京市首届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斩获名次，当时给他们颁奖的都是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和竺可桢。“最早我想学军工，但根据当时的分配，学校让我去法国学了外语，当外交官。” 　　两次在法国军事院校留学，精通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尹卓此后成为国家军事战略决策专家组成员。 　　在担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所长时，尹卓接触过不少国防科技，他说：“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是在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技术则是把规律应用到实际中去。”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在技术上取得很大的进步，关键就是巨大的科研投入。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思考，促使尹卓不断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声。 　　尹卓曾提交过一份关于科研体制管理的政协提案，他认为，应该搞两条线，一个是官员担任的指挥长制度，他们负责调配车辆、物资、器材等 另一条线是总师制度，主管技术，包括项目的申请、完成到最后的验收，都应该由科学家来负责。两线并行，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同时总师应该是党委成员，对人员物资分配有发言权。 　　尹卓说有很多人非常赞成他的意见：“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参加过那场讨论会，我讲科研管理的决策要科学化，不要用过去一套行政的办法管理科研，我当时还用了一个比较尖锐的评论：‘现在的体制问题叫逼良为娼’，逼着你作假”。 　　“李克强同志听了以后笑了，在和委员握手的时候还说记得我，听过我的发言。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也参加过我们的讨论。”尹卓回忆说。 　　尹卓表示，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推进到今天，同广大科技界政协委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已经有了一些效果，但根本的扭转暂时还没有做到”。 　　在尹卓看来，科研体制需要逐步改变，这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他相信，有了新风气以后，科技界从科技部，包括牵涉国家十六个重大专项的农业部、卫生部、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和工信部等大部委都会有些新气象。 　　“做电视，只是副业” 　　尽管在电视镜头前频频亮相，也拥有不少忠实观众，但尹卓说自己并不属于电视明星的那一类人。“个人影响力?我没考虑过。我们不是电视明星，不是职业媒体人。” 　　尹卓曾参加中央电视台《防务新观察》、《今日关注》、《环球视线》以及央视新闻频道最近推出的《军情时间到》等栏目的直播和录制，这些由他主持或担任特约评论员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而这十余年的经历，也将尹卓磨砺成一名合格、有责任感的媒体人。 　　尹卓强调自己还是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每天考虑的事情是先把首长和海军信息化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完成好，比如调研、规划和审查，出席些会议。“然后才是做电视，它只是我工作附带的一个任务，是副业。” 　　在央视参加节目始于1999年，他参加了几期央视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战况点评。尹卓“没想到收视率还挺高”。2004年，央视希望开播一档融知识性、专业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个性化军事节目《军情连连看》，就又找到了他。 　　“海军司令政委说这是扩大影响、完成宣传任务的好方式，非常支持。”经过总政的批准，军队给这位军事专家下达了外宣任务——出任《军情连连看》栏目的主持人。尹卓说：“当时合作得很好，团队很精彩，选题也是年轻人感兴趣的。” 　　后来央视其他频道看到尹卓的节目也觉得效果不错。“可能是觉得还可以用用我这个人”，这些频道想做由尹卓担任评论员的直播，于是中央电视台向中宣部报告，经过中宣部的审批和总政的批准，尹卓获得了“央视特约评论员”身份和由总政李继耐上将颁发的“常备外宣专家”聘书。 　　作为央视特约评论员，尹卓说这不光是为了完成军队的宣传任务，而作为中国媒体人要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像我只负责一部分评论，其他事件都不随意评论，这是我做媒体很长时间以来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只是媒体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局部”。 　　有一回央视希望尹卓能够在电视台里值班，让他碰到突发事件都要上电视讲，“第一次就碰到了H5N1禽流感”，但尹卓坚持自己只负责评论军事和国家安全，再扩大一点的话，就是只限于战略形势方面等国际关系问题。“我只谈这些，因为我个人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积淀。每个人都不是圣贤，应该很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言行。” 　　尹卓的节目基本都是在晚间九点半以后播出，这是因为根据央视的收视率调查，发现晚间看节目的往往是专业人士，尹卓则说做电视节目是一门科学，“22点以后体力劳动者往往早就睡了”。 　　尹卓说，观众的专业性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和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你的听众中都有非常专业的专家在，他们会审看你的每一句评论。” 　　他举了个例子，2005年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军演，尹卓讲到中国的直升机要飞过阿勒泰山到达俄罗斯境内，需要通过海拔足有4000米的高原和高山，很可能产生飞机结冰的问题。“我在里头讲，中国的海豚直升机有除冰装置，但节目一结束，就有一个在俄罗斯专门做直升机研究的博士后找到了我，说要纠正我的说法”。 　　根据自己在海豚直升机飞过52个小时的经历，还拿出了自己的飞行手册，这位博士后与尹卓通话一个多小时，阐述自己的观点，尹卓则又约了第二天的时间同他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尹卓回忆说：“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都有除冰装置，但我们在海边使用的直9直升机(属于海豚直升机的一个系列)，没有安装除冰装置。” 　　探讨过后，尹卓的认真、专业与诚恳让这位博士后感到满意，后来两人还经常交流心得。 　　“要当兵就当战士” 　　在电视台做节目，尹卓说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责任感。 　　“做电视不是个人行为，我首先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对舆论是有引导作用的，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有些节目是直播的，话一说出口，想收就收不回来了，而且一旦出现问题，个人根本负不了这个责任，你是没有机会辩白的，所以责任感必须是第一位的。” 　　他特别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我就不赞成这个说法，在政治上我很反感这个词，因为这是很正面的评论，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之春’一片叫好”。但尹卓感到，利比亚战争之后，春天并没有到来，“我看到的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辟，对整个中东都是如此”。 　　尹卓看到，尽管被推翻的确实是独裁血腥的政权，“但推不推翻应该是别人国内的事务”。 　　这些所谓的中东问题，是否对美国有利?尹卓认为这股浪潮很可能在今后对以色列的威胁更大。“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核心政治利益，不就是能源和以色列的安全吗?” 　　有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很赞同尹卓的看法，“当时他说，想不到我一个搞军事评论的，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如此独到深刻，我认为写报告就是要从这些角度写，认认真真地分析，坚持中国自己的声音”。 　　在与尹卓对谈的短短一小时中，他的电话就响了4次。“《今日关注》节目组今天的电话比往常早打了一点，下午4点还有个《环球视线》的直播约定电话。” 　　面对已是一头白发的尹卓，记者不禁好奇，这样满满当当的行程，会不会让这位少将感到辛苦。 　　“行程安排上我倒是不会觉得累，怕累的是，工作可能占据我的周末时间。”尹卓说，除了海军给自己安排的会议必须参加外，他从不把工作带到家里去、占用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每周日上午，他都会去探望自己的岳父，“带他上外头吃顿饭，聊聊天”。而下午，尹卓则会抽空去看望自己的小孙子。 　　“我坚持工作和生活分开，因为人的精神需要在生活中才能松弛下来。”设想退休后的生活，尹卓说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和爱人去旅游，两人都很喜欢旅游。 　　谈到旅游，尹卓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天南地北地走，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 　　小学六年级那年，尹卓12岁，曾经一个人从南京坐火车到北京。尹卓表示自己的自立精神是与生俱来的。 　　“初中的时候父母在开封，我要在郑州转车才能到家，当时是困难时期，没有饭吃，我手上只有几块钱。晚上到开封是八九点钟了，出了车站很黑很荒凉，我要自己走回家，从来没有大人接你。” 　　作为干部子弟，尹卓说自己小时候多少有一些优越感，但当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优越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当时考得很好，小升初考了199分，以为自己已经够优秀了，但到了班里一看，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在那种环境下，尹卓很快就能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上。 　　1968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尹卓选择了参军，选择在部队从基层做起也是这种心态的延续。他说：“要当兵就要当战士，不当战士你绝对什么都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