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家庭医生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2018年全国两会已拉开序幕。3月2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王小川接受新京报等媒体专访时表示，新医改九年来，国家投入巨大，但“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存在。王小川此次提案就有涉及该领域，建议构建新型医联体，通过数字技术将优质资源广泛贯通至患者末端，提供“核心医院+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数字家庭医生”三级供给模式，提升医疗效率和准确率。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img alt=" " src=" http://pic.biodiscover.com/files/f/mr/201803040829413570.jpeg" / br/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王小川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此外，根据自身创业经历，王小川建议完善科研激励机制，以科技成果转化产生效益为导向，创新采取事后税收优惠方式，将大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事前资金补助，转变为事后依成果转化产生效益适当减免企业和个人税收，从而激发企业和个人科研热情，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医疗系统与互联网企业联动建设数字家庭医生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今年你的提案主要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新型医联体“数字家庭医生”系统，搜狗为什么在众多应用场景中先选择在医疗应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医疗改革是民生的头等大事，虽然国家用九年时间做医改，但毕竟中国的医疗资源本身分布是不均衡的，以及总的医疗资源是不足的。所以这种情况里面，我们觉得医疗改革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我们认为医疗改革，不仅是医院事情，需要把互联网放在一起，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叫做新型的医联体。医联体是指国家在大医院、小医院能够协调起来，通过这样一种资源重新的配置能够实现分级诊疗，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可以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但让千家万户跟医院去签个家庭医生，今天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现实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互联网技术去解决。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做数字的家庭医生，利用互联网触达用户的优势，提高签约率和覆盖面，成为医联体的一部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你认为构建的新型医联体中“数字家庭医生”应该是什么角色?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数字家庭医生能发挥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优势，就是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做一些分层的工作，在病人去了大、小医院之前就能够根据自己症状，去相对应的医院、科室检查，甚至利用AI技术提前做一些预判。所以我们发布了“搜狗明医”产品，让你能够更明白地去寻求医疗的服务，现在互联网公司也都在做医疗相关的建设。如果这样做大的话，我觉得整个中国真正有机会做到全民人人都享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家庭医生，医疗服务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乐观其成。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你认为联动的问题里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互联网从事医疗服务本身不够专业，需要在医院机构的合力下作出更加权威的产品来。医联体现在在分级诊疗方面的尝试是好的，但仅在医疗体系内部是不够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做了积极尝试，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医问题。如果医联体想做好触达用户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现在的能力和精力都不够，希望把医联体和互联网的力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新型医联体建设你给一个预期的目标?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我就希望在5-10年间，每个家庭都真正拥有一个数字的家庭医生，数字家庭医生一方面能够对你初步的这样一个诊断，尤其是在保健，再到初级分诊方面是能够提供非常权威的服务。尤其你有了之后的话，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享受到医疗，数字化的医疗，其次的话，能够在用AI技术增加之后能够去放大本身的这种专业医疗资源不足，尤其在分诊的时候，也能使大医院、小医院在医疗资源上分布不均的问题上实现分级诊疗。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采取事后税收优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你观察科技体制改革还有些问题?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国家对科技扶持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我们发现真正有创新实力的企业，好像对这个钱是不敏感的，是不愿意去争取，反而一些创新转化成生产力弱的公司和只靠着吃政府补贴的公司，更有动力去拿到这部分的经费。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优化完善呢?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建议完善科研激励机制，以科技成果转化产生效益为导向，创新采取事后税收优惠方式，将大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事前资金补助，转变为事后依成果转化产生效益适当减免企业和个人税收，从而激发企业和个人科研热情，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新京报：所以，你这次提案侧重于科研人员的税收优惠?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王小川：依科技成果转化效益适当减免科研核心人员个税。是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强调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开展科研。例如以部分新增应用类科研项目为试点，依据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效益评判，对项目核心科研人员因项目获得的各级政府部门的科技奖金免税，自项目产生收入年度起3-5年内予以日常工资、奖金的个人所得税适当减免等，以体现对科研人员的支持和重视。 /p

从初生到成熟，3D打印行业走过了短短的三十年。这项新兴技术曾刷爆朋友圈，时至今日人们对3D打印的认识却依旧停留在“盲人摸象”的阶段，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由于入门级的桌面3D打印机率先在教育领域得到普及，更多人仍将3D打印和“玩具”联系到一起。当我们走进位于杭州湘湖边「先临三维」的展厅内，桌面3D打印机却只是整个展厅的“冰山一角”。眼前大到比人高的金属打印机、用于航空航天的金属器件，小到精密的手持扫描仪器、用于齿科矫正的材料… … 把我们带进了一个3D打印的真实世界。作为国内3D打印行业营收领先的先临三维，从单项技术发展到建立装备、数据、服务集成体系；从单个领域应用拓展到高端制造、精准医疗、创新教育、定制消费等多领域的深度应用，沉浸行业15年。在工大学弟周青的牵线下，我们见到了几乎不曾接受公开采访的先临三维CEO李涛。这位毕业于浙大金融系的80后，低调和冷静背后，暗藏热切的呼喊：“我希望大家能真正认识到3D打印不是噱头，不是玩具，而是一套从数字化的信息采集开始，到面向性能的数字设计，最后到柔性的数字制造业全链条的技术系统。掌握好这套工具，就能突破想象力的束缚，真正带来效率、性能和品质的提升。”最终，李涛和先临三维想实现的，是让设计更加智能化、简单高效，让基于3D打印制造的个性化产品不再昂贵，能像家电一样走进亿万家庭。「数字新浙商」访谈现场洞见消费行为正呈现出“个性化”的新趋势，制造模式也从过去的标准化、规模化向高性能、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方向发展。3D打印行业的未来不是一家独大，一定会有很多企业形成整体生态，整个链条正在经历一轮设计和制造思路的变革。个性化一定是建立在高水平的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应用的基础上，智能化也同理。3D打印行业会成长为现代制造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子系统。它会和当前主流的制造设计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并非简单取代。 有一本书叫《跨越鸿沟》，很多新技术在初期很吸引眼球，在初期创新市场向主流规模市场过渡时，中间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3D打印技术现在就在这个鸿沟里，跨越鸿沟，才会走向规模化和普及化应用。——李涛谈行业发展：3D打印正经历设计和制造思路的变革章丰：从全球市场看，目前中国的3D打印产业处于怎样的水平？李涛：从数据来看，还是挺耐人寻味的。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预计，2019年全球3D打印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38亿美元，中国预计将花费近20亿美元。从地域看，美国仍是全球最大市场，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紧随其后。国内的3D打印市场起步晚于国际市场十几年，但大致上也会沿着国外市场发展的轨迹追赶，从规模上讲还很小，但从增长速度来看，国内市场会超越大部分国家。过去我们大量进口国际先进3D打印设备和技术，现在国内自主研发的设备、材料和软件也纷纷走向国际市场。 章丰：中国是制造大国，而且在大部分细分行业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为什么3D打印的市场份额比较小？ 李涛：目前3D打印的最大市场是在美国、欧洲等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首先，从产品消费市场来看，经济发达的地方，消费水平会高一些，人工成本也高，对于产品制作效率、品质的要求更高，这助推了对设计和制造工具的高要求。比如在康复和医疗领域，3D数字设计和3D打印的应用在国外的用量明显比国内大，我们只有在解决常规手段或经验完全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时，医生才会不得已用到3D打印。原因是其中的结构太复杂，需要事先演练、验证，避免出现意外；同时，国内各地因为收费标准不明确，有些医生甚至自己掏腰包来承担这笔打印费用。 章丰：可以这么理解，3D打印行业的发展是由消费市场的成熟度决定的？ 李涛：消费市场的成熟度是一方面，还包括认知度和必要性，对3D打印的认知到不到位、是否刚需以及消费水平，几个因素共同形成了消费市场的差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业内大家还有其他观点，一些制造业企业用户提出材料的种类不够丰富、性能不够好等原因。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近年来许多材料巨头把眼光转向了3D打印，纷纷推出专门的3D打印材料，可以说现有材料已经可以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我们可以从设计上进行优化，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过去我们在制造中遇到高性能要求的时候，习惯从材料上想办法，能不能有更高强度、高耐用度的材料？3D打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将现有材料通过结构变化来实现目标性能，计算机仿真出物体在实际运行环境中的受力变形和散热状况，优化出最适宜的几何结构，最终得到一样的性能。 我个人认为，设计意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很多时候，工程师的思路受限于原有的加工工艺。以我们打印服务中心接到的订单为例，几乎99%以上都是面向开模、切削加工工艺来做设计的产品，只是想在加工前用3D打印来快速验证，缩短开发验证时间。验证迭代以后，产品量产还是用原有工艺，他们没有考虑面向3D打印的特点，做高性能的结构来解决问题。但从我们国外的订单来看，有些零件一看就是非3D打印不能制造，也就是说它是为了将来以3D打印方式来量产做准备。这方面主要靠大公司推动，像航空航天和能源系统的公司。比如说发动机领域，劳斯莱斯、GE航空，包括spaceX开发的火箭推行系统，都在用3D打印开发新一代发动机。最典型的例子，2016年GE开发团队宣布把一款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845个部件合并为只有11个3D打印部件。不仅成本大大削减，而且减少了复杂性，缩短了生产周期，并且新技术可以把发动机大修时间间隔延长30%以上。 章丰：刚才讲到的几点原因中，设计能力的制约占多大比重？ 李涛：我认为设计的瓶颈远远超过材料和其他因素。3D打印是一个风向标，帮助我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创新所处的阶段。中国确实是制造大国，但和其他制造强国相比，自主创新的企业所占比重仍偏低。在先临三维的用户分布上，国外从大公司、中型公司到小型公司，都在使用3D打印技术。但国内的客户群主要集中在超大型公司和超小型公司。为什么？大型企业在研发下一代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追求高性能，使用3D打印技术来进行优化迭代。而超小型企业不具备一开始就制造量产的能力，先打印5个、10个，然后投放市场、验证反馈、快速迭代。消费行为正呈现出“个性化”的新趋势，制造模式也从过去的标准化、规模化向高性能、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方向发展。3D打印行业的未来不是一家独大，一定会有很多企业形成整体生态，整个链条正在经历一轮设计和制造思路的变革，所以整个思路都要重构。谈个性化：辩证看待 个性化也基于标准化之上足部3D扫描仪在个性化定制领域，先临三维也积极展开尝试，将3D数字化技术和3D打印技术应用于精准的个性化定制解决方案。比如在“鞋”这件小事上，公司自主研发了固定式足部3D扫描仪及手持式足部3D扫描仪，可以快速获取高精度脚型数据，结合3D打印技术，可应用于个性化定制鞋、医疗支具及矫形器定制等众多领域。章丰：高性能、小规模、个性化也随之带来一个问题，成本造价会不会升高？ 李涛：要辩证地看。我们作为制造业企业，习惯性考量某个零件单体制造成本，现在一些公司开发新产品时，不仅考量制造成本，还要联动前期的设计成本、时间成本，后期的维护成本、回收成本。如果以全周期来看，会发现成本和量产规模有关。国外曾有分析表明，某个零件的制造，相比开模，在制造数量低于某个临界点后是3D打印更划算。所以整个3D打印在国外的大型企业的应用，已经覆盖到了整个产品的周期，从前期的概念验证到制造过程中的工装、模具，再到部分产品的直接生产。章丰：随着材料工艺、软件设计能力，包括计算机视觉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未来3D打印的成本曲线是否会呈现往下走的趋势？而传统的制造工艺已经成熟，它的成本曲线可能更趋向平滑。这两条曲线在未来的演变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交叉？李涛：一定会。传统制造方式随着量增加，成本会线性下降，因为它的初期投入会被摊薄。3D打印的成本也是向下的，只是没那么陡，为什么？材料成本、设备成本在下降，设计工艺带来的整体成本也下降了。所以两者一定会在某个目标制造量下出现交叉点。当然最后根据产品是否用金属材料、尺寸大小，成本会有不同。但总得来说，产品尺寸越小、结构越复杂，3D打印的成本越低；越大越简单，用3D打印的相对成本越高。章丰：近两年制造业经常提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户直连制造），强调消费者端的定制化生产。鞋子就很典型，因为每个人的脚型都有差异。未来如果C2M模式逐渐普及，在工业制造端的3D打印会是怎样的面貌？李涛：个性化也是分级的，好比我们买车，也有个性化定制，但厂商提供了几个配置组合，这些配置就是相对标准化的，只是通过消费者的选择组合，变成了个性化。拿鞋举例，可能100万人中，按传统的尺码分成10个尺码，经过三维扫描建立起3D足型数据，这100万个数据通过软件自动计算和分类之后，可以归类出100个尺码。如果再往下细分，意义就不大了，就像圆周率的精确度。章丰：个性化也是“优化的个性化”，过度个性化的边际效应已经很小了。 李涛：没错，实际上采用数字化的再分类方式更智能，同样可以提供舒适度。这100万个人当中，和这100个尺码100%吻合的人，会超级合脚舒适，剩下的误差脚感上也是微乎其微。高度的个性化一般应用于康复领域，比如脚受伤了，通过建模打印一双和脚型完全一致的鞋，这类产品随着3D打印材料成本的下降，也可以控制在几百块以内，不再高不可攀。谈研发投入：高薪高水平 胜过人海战术 2018年，先临三维的研发投入高达1.405亿，相对于4.12亿元的营收，占比达到34%，相当之高。财报显示，从2012年开始，公司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超过营收的20%。章丰：多年来研发费用占比保持在20%以上，这在科技公司中也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李涛：主要出于几点考虑。首先，公司的综合毛利相对可观，可以保证这部分研发费用。第二，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图形图像领域软硬件结合的产品，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是刚需，所以待遇水平占了支出的很大一块。第三，尤其最近三年投入比重特别大，因为我们在做技术结构的调整，建立了一种梯度型的研发投入。我们把研发分成三个层次：底层是面向未来的核心算法和软件技术储备。由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带着研究院的教授及员工在开发，他们做的是探索性的工作。中间层叫基础研发。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部门负责整个公司的软硬件平台的搭建，把那些可以在近期用到产品中的软件进行架构化和标准化，把研究院的成果做成更加稳健的软件模块和算法模块，供我们的产品部门调用，实现三维扫描跟3D打印共性的技术的平台和成熟组件的开发。最后就是产品层面的开发，各产品线的研发团队面向不同行业应用，面向客户需求的产品功能开发和用户体验优化。我们坚持每年都会发布几款新产品，每年每个产品线都有新产品，现有的成熟产品，最慢两年内会更新一代。章丰：这么高频？ 李涛：随着行业发展，用户需求是越来越多样化的。比如有的是拿来做零件，有的用以维修，那么维修就要用到三维视觉，如何识别它维修部位，帮助用户精准地自动定位。再举金属打印的例子，早期我们的金属打印机只有一台。后来我们发现，金属打印机用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需求——有的侧重效率，有的侧重强度，有的侧重成本，那么就要对它做细致的分类，进行迭代。另一方面，我们的用户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前的设备主要提供给科研型的单位、高端制造业的工程师用，他们经过培训就可以按照流程使用。但是近几年，随之设备的普及，操作者可能是模具厂的工人，那么我们在软件上就要根据用户场景和使用需求做简化和一键式操作。 章丰：3D打印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技术，对团队人才的要求是复合型的，需要计算机、光学、机械制造、材料等等学科背景，而且很多技术处于行业演进的前端，这样的人好招吗？ 李涛：很不好招，所以我们注重高薪高水平胜过人海战术，而且要人尽所长。我们的主管在行业里沉淀了多年的经验，以他们的架构能力，把需要的能力拆分成几种类型的，招相应专业的人才，进公司后还需要培训磨合。我们投入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把内部的软件架构做了模块化梳理。我认为，个性化一定是建立在非常高水平的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应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章丰：这个观点我很赞同，否则个性化很难走得远。李涛：智能化也是同理。智能化如果不是建立在非常高水平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下的高度的数据结构化的基础上，靠散乱的数据、垃圾数据拿去学习，就难以得到准确的结果，就像是我们常说的“Garbage in，Garbage out”（无用输入，无用输出）。谈应用领域：大众的想象真的太高了 短期内打印器官肯定不行目前3D打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及消费领域，但在风口来临之前，先临三维已经在行业内深耕了15年，为高端制造、精准医疗、定制消费、启智教育等领域用户提供 “3D数字化—智能设计—增材制造”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作为业务模块之一的3D打印服务，打造 C2M 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分布式服务模式，并在全国建立了布局了十几家线下服务中心。 章丰：这些3D打印服务中心分布在哪里？ 李涛：一般在制造业相对较发达的地方，我们和地方政府合作，作为块状产业的配套。但这一块现阶段看，尝试并不太成功，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当前制造业用户所处的状态。原来我们认为在制造业发达的地方，用户需求会高，现在看需要同时满足设计、创新都发达的条件，而且这些企业的需求还不一定连贯，没有办法保证服务中心的高频运转。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服务中心的模式还是集中优于分散，相应地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加强总部的服务能力，通过物流触达各地。 章丰：未来3D打印会在哪些领域形成较大规模的应用场景？ 李涛：根据规模，依次是先进制造、医疗健康、教育文创几大领域。在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规模也会按照相类似的比重放大。在制造领域，目前主要是一些超大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在使用，会逐渐形成辐射效应，加上设计软件门槛下降之后，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可以基于这项技术做一些这种高性能的零件。 章丰：生物3D打印的应用，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领域。按照你的估计，未来5年生物3D打印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李涛：我怕让大家失望。因为大众的想象真的太高了。短期内打印器官肯定不行，但是在人体的一些局部个性化修复领域，比如骨骼、皮肤、血管，应该会越来越多。当然这方面也需要相关的制度供给。现有的医疗器械的管理里，3D打印植入体的认证，包括一些个性化的认证，还没有被纳入。国外的认证就会快一些，美国每周都会有相关的认证性产品发出来。如果在制度供给上能跟进的话，推进会更快。谈行业图景：3D打印是制造业生态不可或缺的系统章丰：很多人对3D打印的整个行业没有一个整体认知，包括我，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角色，能不能解读一下？李涛：这个问题很好，我一直想讲的就是，我们公司虽然是3D打印的一员，但我们不能代表整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未来会是一种新生态，里面会有设计、应用、材料、设备制造单位。光制造设备，根据材料和工艺种类的不同，应用方向的不同，可能都有成百上千家不同类型的专用设备的企业产生。所以3D打印行业以后会成长为现代制造业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子系统。它会和当前主流的制造设计的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并非简单取代，而是解决传统方式做不了的东西，相当于制造业的增量市场。 章丰：相对于你描述的理想生态，目前行业的发展处在哪个阶段？李涛：有一本书叫《跨越鸿沟》，很多新技术在初期很吸引眼球，然后开始应用，在初期创新市场向主流规模市场过渡时，中间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就叫鸿沟，跨越鸿沟才会走向规模化和普及化应用，3D打印技术现在就在鸿沟里。我个人认为，整个行业需要系统的推进，有几大因素可以助推：一是大企业的辐射效应。二是3D数字设计和制造工具会越来越简单，使用体验越来越好，学习成本会低。第三，我认为教育领域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大的。我们投入了很多经历和资金在教育上，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认识到，3D打印不只是打印制造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数字化的信息采集开始，到面向性能的数字设计，最后到柔性的数字制造业全链条的技术系统。这一套工具掌握好了之后，你能打破想象力的束缚，创造出很多很好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因为它的复杂性，除了3D打印，没有其他手段能制造和生产。快问快答章丰：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李涛：我们从2012年开始，能得到董事会股东的认可，支持原创性技术的高投入，而且坚持这么多年，也不会因为财务报表的压力给我们施压。 章丰：最期待发生什么？ 李涛：我希望大家能真正认识到3D打印不是噱头，也不是玩具，而是能真正带来效率、性能和品质的提升的一项技术。希望国内也能用好这项技术，从设计层面去跨越鸿沟。 章丰：最害怕发生什么？ 李涛：为了3D打印而3D打印。 章丰：你会如何解读“数字新浙商”？ 李涛：一直以来，大众对“数字”形成的理念主要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等。很多时候，大家不会把我们做的领域认为是跟数字化有关的，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做的事恰恰代表着未来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3D打印是集数字化的设计、应用和制造一体化发展的行业。 数字化固然重要，它是未来智能化的根基，但未来不单单是数据层面的数字化。互联网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连通，未来设备与设备、人与设备的关系连通，也是数字经济非常重要的环节。当然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在提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如果说他们做的是“云”是“脑”的部分，完成机器本身的数字化，我们在做的就是“端”和“手脚”，让各种工具也数字化，才能真正实现互联互通。“数字新浙商”既然来采访我，说明你们看到了整个数字化的大生态，未来应该是所有产业无处不数字化，只有无处不数字化，才能无处不智能化。来源： 数字经济发布微信公众号

p style=" text-align: left text-indent: 2em " 北京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杨杰孚是今年新当选的委员。两会前夕最后一个门诊日，他接诊了20余位患者。杨杰孚委员认为三分之二患者的病完全可以在社区、基层医院得到解决，但是实际上却都拥挤在三甲医院里。“尽管2015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分级诊疗的相关政策，过去几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我始终感觉步子好像还可以更大些。”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找基层全科医生看病被更多人接受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曾经有一位85岁的老母亲带着自己60多岁的女儿来到社区，为的就是找自己的全科医生看病。这让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委员非常有成就感，“这表明之前不被患者信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逐渐被人们接受、信赖。”3月3日，吴浩委员在“委员通道”上声情并茂地讲述他遇到的故事。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辖区人口9万多，是一个老年化的社区。吴浩委员介绍说，2017年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达到42万人次，人均门诊量超过了三甲医院的平均水平。实行了家庭医生签约的居民70%首诊在社区。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这得益于中心建立了连续的固定签约服务模式：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负责为800到1000名签约的慢病患者服务，通过定向的分诊、预约就诊，使医患之间形成连续固定的服务关系。”吴浩委员说。此外，北京市推进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后，社区的药品和大医院基本同步，之前在社区拿不到的药品也能拿得到，老百姓更愿意到社区看病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然而，吴浩委员也表示，虽然好处很多，但仍面临不少问题，比如全科医生的缺失和能力不足等。好在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一严峻形势，并在今年1月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明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杨杰孚委员认为，“强基层”是推进分级诊疗的关键。“基层医院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与大医院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尤其需要壮大基层队伍。”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把好医生留在基层，激励机制要跟上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截至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达99万个，医疗卫生人员达1120余万人。然而，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与有的基层医院门可罗雀、无人问津的矛盾现象仍然存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作为呼吸内科的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代表的就诊号可谓“一号难求”。曾经有一位患者告诉他，半年时间都挂不到他的号。听到这样的话，李为民代表心里很不是滋味。“有的患者拖家带口，背着干粮，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成都，通宵达旦地排队，就为了能够挂上一个专家号。”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究其原因，民建广西区委主委钱学明委员分析说，公立医院专家资源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院的医生资历和水平都相对较低，导致患者都跟着医生“往上走”，造成大医院“一号难求”。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为何医生不愿“走下去”？钱学明委员认为，到基层就诊的患者少，医生积累的诊治经验少、成长慢，绩效收入也少。结果基层患者越少，好医生越少；好医生越少，患者会更少。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同时，钱学明委员表示，目前的医疗服务模式不利于人才培养。“各地省级医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没有把为下级医院培养专家医生作为主要职责，甚至还与下级医院存在利益竞争。人才培养的不足，加剧了看病难的情况。”钱学明委员感叹道。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为此，广东省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饶文霖代表呼吁，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倾斜，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畅通晋升渠道。同时，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科护士长杜丽群委员也呼吁，政府应加大对基层医院设备、设施的投入，以及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在吸引人才的过程中增加一些更加优惠的条件。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strong 分级诊疗还需配套机制支撑 /strong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今年两会，钱学明委员带来了关于建设城市医共体改革门诊制度的提案。不谋而合，李为民代表带来了一份关于建立“嵌合式医联体”的建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钱学明委员建议，建设城市医疗共同体，为分级诊疗奠定基础。全部基层医院（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分别隶属于各个市级公立医院，形成若干个医疗共同体（医疗集团）。通过市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做到体系一体、利益一致，合理配置专家医生，实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和结果互认。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钱学明委员还建议，合理配置专家医生，方便病人就近就医。将城市公立医院门诊专家资源分成两部分，主任医师留在市级医院，副主任医师根据需要轮流分配到相应的基层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通过专家资源的下移，实现服务重心的下沉，方便病人就近在基层医院就诊。基层医院有了副主任医师，病人就不必涌到大医院。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李为民代表则建议，把三级医院的专家、管理、医疗质量水平嵌入到医疗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院，形成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源调配、统一薪酬体系、统一业务管理。这样，基层医院便成为了三级医院的分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其“造血功能”。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够得以根本解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代表则从引导患者就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医保应当向社区病人倾斜。“比方说，到社区医院看感冒，可以报销80%；如果到三级医院看病，可能就报30%。通过在医保报销比例上拉开差距，就可以引导病人往社区去看常见病、多发病。”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