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价体系

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还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心浮气躁，不能踏踏实实工作，难以发扬工匠精神。虽然近年来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是总体而言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在评价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时，过于强调数量，包括科研项目的数量以及经费体量、论文发表的数量、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等，这种不合理的导向成为科研人员心态浮躁的要因。由于论文、专利、项目等的数量跟科研单位的考评和科研人员的收入、职称以及带研究生资格等直接挂钩，很多科研单位为了应付考评，不惜重奖鼓励本单位的科研人员多写论文、多申请专利、多申请项目。对发表论文和授权专利开出高额奖金，一篇SCI论文或授权专利，动辄奖金上万元，有的论文奖金甚至高达数万元。为了拿奖金，为了评职称、带研究生，很多科研人员为写论文而做研究，为写专利而搞发明创造，一些人甚至冒着风险造假、抄袭。　　人员考核周期短。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过于频繁，考核周期短，制约了科研人员创新潜能的发挥。为了应对频繁的考核，很多科研单位不得不逐级定指标、摊任务，将压力分解给科研人员，对科研人员往往一年一考核，两年一评估，有些单位甚至每半年考核一次。为便于操作，普遍将考核指标量化，如一年发表多少论文，申请多少专利，到位多少科研经费等。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也过分强调近期工作，每提一级都要以任现职级期间产出的科研成果为依据。这逼迫很多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有点结果就急于发表，自然很难做出有深度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员在规划自己的科研工作时，不得不以短短的三四年为一个周期，否则很可能在提职称时因为没有足够的成果而失去资格。很多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的科研人员，不得不去做一些“短平快”、能够在短期内出成果的科研项目。而很多科研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付出，很难短期内出成果，不适合用短期的结果进行评价。采用这种违背科研规律、频繁、量化的考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质。　　人才计划碎片化。我国当前的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政出多门，呈碎片化态势，加剧了科研浮躁。近年来，国家各部门、各省市，甚至各单位，纷纷推出了各种名目的人才计划。目前仅国家层面的人才资助计划就超过20个，省部级学者计划也至少20多个。这些人才计划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帽子”过多过乱，使得人才计划碎片化，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碎片化的人才计划把青年科研人员的努力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为了能够登上这些人才计划的阶梯，很多年轻科研人员倾向于做一些能够很快出论文、出专利等成果的“短平快”项目，而从事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才能出成果的研究动力不足。　　科研管理行政化。我国科研管理行政化问题仍然很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为了政绩，希望在任期内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制定的很多科研计划急功近利，不符合科学规律，重数量、重速度，却很少强调成果质量。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很多政策和规定便于管理者管理，却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学研究，最终影响科研成果的质量。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方式非常不利于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研究。　　科研工作不是简单重复劳动，需要高度专注、需要深度思考、需要长期积淀。做好科研工作，需要发扬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也需要一个可以发扬工匠精神的科研环境。创造这个环境必须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入手，破解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原标题：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促生“短平快”行为(关注“工匠精神”缺失问题④))【原标题：人民日报：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促生“短平快”行为】

近几年，我国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全面发力，“破五唯”（“五唯”是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政策陆续出台，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广泛反响。然而，在“破五唯”之后如何“立新标”，又成为新的挑战。202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要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等不同成果类型，形成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对此，科研人员有何心声？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如何真正落地？科技评价方面目前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代表委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是“一棍子打死”“健全完善分类评价体系，改变科技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告诉《中国科学报》。方复全谈到，有人认为“破五唯”就是要把论文、帽子这些指标“一棍子打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破五唯’不是完全抛弃原有指标，而是改变‘一刀切’模式、探索如何真正用好这些指标。而这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多元化、多层次的分类评价体系。”“比如，对于基础研究来说，论文仍是体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载体，我们仍需要将论文作为一个评价指标，但要摒除形式主义，不只看数量，更要看论文的影响力、贡献力和创新性；对于应用型研究成果，则更多地看科研成果与产品和市场能否有效对接、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复全说。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是代表委员们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蓝闽波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蓝闽波在刚刚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我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不同，但面对的评价体系是一样的，都用论文数量来评价，但实际上清华大学很多工科专业未必需要写论文。”蓝闽波说，“如今《指导意见》出台，是一个很好的导向，期待能真正落地。”期待改革政策细化、落地改革措施真正细化、落地，把新的评价理念、方法和标准立起来，是科研人员的期待和呼唤。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建华告诉《中国科学报》，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政策陆续出台令人振奋，但从科研人员感受到的实际效果来看，变化不够显著。何建华一直关注科技评价改革的进展。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一份题为《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促进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的提案。“如今，‘破五唯’成为共识，但用什么来替代原来的评价标准，仍然是有困惑的。结果就是，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或多或少会沿用原来那些方法。”何建华说。对于分类评价机制如何细化，蓝闽波给出了具体建议。“比如，对某个学科基础研究的评价，应该多看其在自己专业领域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而不必只盯着《自然》《科学》等高知名度的综合性期刊。发表在本专业领域期刊上的论文，可能是真正的原创性研究。”蓝闽波说，“真正合理的评价体系不应该是机械的，本专业专家自有定论，在这些期刊上发的论文极有可能是原创成果。”“现在，很多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量化考核方式进行了弱化和调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方式，但也要制定符合我国发展规律和实情的新的科技人才评价办法。40余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完全可以走自己的科研评价道路。”中科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黄维说。改变“太着急”的心态“破五唯”也好，健全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也好，在何建华看来，最重要的是改变“太着急”的心态。“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只争朝夕、多出成果、尽快走向国际科技前沿的氛围。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也带来了困惑。”何建华说，“我们评价一所大学，理应看它培养的毕业生对社会能作出多大的贡献，这是相对长期的效果；评价一个科研机构，关键要看其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情况，这也需要放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才能看清楚。当我们期望在短时间内就评出个高低来，就不得不细化中间过程的各种指标，比如一所大学有多少长江学者、杰青，一个科研人员发了多少论文、论文影响因子是多少，等等，因为这些指标用起来很快。”对此，蓝闽波也有同感，“最根本的是培育一个良好的科学文化氛围，有耐心、不急躁。你科研做得怎么样，大家自有公论”。方复全也建议，基础研究成果要以国际视野、用较长时间尺度来评判。比如他所从事的数学领域，评估周期可以放宽至三年、五年一次，让研究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解决一些大问题。虽然科技评价改革过程有曲折，但方复全对此很有信心。他看到，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很多项目是相对自由探索式的研究，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开始实行代表作制度，相比于论文数量，更看重论文的质量，以及代表性成果是什么… …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近日，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林磊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等在《科技中国》上发表《充分利用国内期刊获取“首发权”》一文（以下简称“林文”），讨论了“首发权”这一科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引起了科学共同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目前科研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国家间，还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科研机构之间都存在很多相同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进展也是你追我赶。“正如周光召、丁肇中多次引用的说法‘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刘立认为，这关系到科学家的学术声望，也关系到对科学发现的实际贡献，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和软实力。“所以大家往往要挤破脑袋争得首发权”。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小龙看来，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存在着学术成果发表的两种策略。“如果科学家将‘首发权’作为发表科研成果首要考虑的问题的话，科学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要先把文章发出来。而如果要追求文章的影响力的话，首选是将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不过这两种策略在国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矛盾。“林文”举例说，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退稿有种种理由，不一定是国别歧视，但是，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是有优势的。”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既然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可以获得在研究成果发表方面的时间优势，那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首选的投稿期刊依然以期刊的影响力作为排序呢？刘立和樊小龙都认为，导致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家不但要考虑首发权，还要考虑国内的科研评价机制问题。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长期以来，国内的科学家面临着‘数文章’的评价体系，无论是职称晋升、申请经费还是科研和成果评价，看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都是其中重要的标准。”樊小龙认为，正因如此，除了学术声誉的考虑外，国内科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争取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局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如何破解目前我国“首发权”和“数文章”的科研评价方式所展现出的矛盾呢？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刘立提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出了改进科研评价的方案：“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数量、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种评价标准对于我们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首发权是有帮助的。”刘立认为。 /p p style=" text-align: justify " & nbsp & nbsp 在樊小龙看来，大力发展和建设国内科学期刊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内期刊水平在公正性和学术性方面还有待提高，此外，“国际顶级期刊有很强大和高级别的审稿团队和专家团队，这些专家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优秀科学家，我国要想建设好国内科学期刊，这也是一条必由之路。”樊小龙建议道。 /p p br/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