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教授

北大清华教授联合在《科学》炮轰科研基金黑幕科研, 基金, 施一公, 饶毅人民网9月4日电 据《科学时报》报道，清华北大的两位教授施一公和饶毅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文章的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http://upfile1.kdnet.net/skins/default/filetype/jpg.gif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http://upfile.kdnet.net/UploadFile/2010-9/201094192854299.jpg 饶 毅http://upfile1.kdnet.net/skins/default/filetype/jpg.gif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http://upfile.kdnet.net/UploadFile/2010-9/201094192859797.jpg施一公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 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引言 　　某日，某社区论坛两个高中毕业生聊天，北京人说：“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说：“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除一个傻子外都应该进北大、清华。” 　　目前高考招生，除上海外，全国均采用统一的考试时间，统一的评分标准，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今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下来了，令人吃惊的是，第一批本科的山东的录取分数线居然比北京高上140分!高考总分才750分，高了近1／5！ 　　　　一、有一种标准是如此不公 　　以2004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第一批院校分数线为例，天津：文科，520分，理科，495分；北京：文科，462，理科，469分；河南：文科，599，理科，589分，悬殊十分明显（5月26日新华网）。再从录取率看，2000年上海的毛入学率为37％，四川只有9％，上海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四川青年的4倍。2005年，上海录取比例接近八成（6月2日《东方早报》），而安徽也仅仅是三四成，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 　　北大校门跪求名师 　　从这组对比可以发现，在某些省无论文理科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这难道公平吗？一样的学生，一样的高考，一样的成绩，仅因为籍贯不同，有的上了重点大学，有的却名落孙山，命运迥异，不正是对一些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侵犯和践踏吗？ 　　有一个年轻作家这样说：“我就这样成了高考流水线上的畸形产品，我的高考分数并不低。在北京，足可进军水木清华，可我现在却只能在这样一个三类学校里发我的牢骚。这千刀万剐的高考，这罪恶的制度废了多少伟岸的天才，养了多少低能的废物。还在分数上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什么世道。天子脚下的那些蠢才竟然体直气壮的说什么综合素质而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 　　同一个国家，一样的试卷，一样的时间，却有不一样的标准。如果说对西部边穷那些地区从综合因素方面考虑尚可理解外，可北京上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教育资源，物质条件各方面均占有优势的地方还要剥夺其它省份的入学名额。只能说除了为富不仁强取豪夺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语。不实行全国统考的制度也罢了，既然实行了，那就只能以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如果不是，那统考有什么意义。美国大学的联考制相对来说不是公平，严谨，符合人性得多。如果分数不是标准，那权力，钱财，名望自然成了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的现行体制已经远远比不上古代的科举考试，当年太宗李世民推行科举后很得意的说了一句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来有思想者说这只不过是这盖世枭雄利用科举来维护其统治而已。这也许说得没错，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相比于九品中正制的老子公爵儿伯爵来说，不知进步了多少倍。英明如太宗者当然知道科举不可能网罗所有英雄，但他为所有英雄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平台，让天下英雄无话可说。有本事的你自己争此功名去，我的标准没有对任何人岐视。所以，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有了唐诗这样不可逾越的文化高峰。就因为，它的标准是统一的。而高考的标准呢？那不是标准，不一样就不是标准。 　　大学生中流传一段北京考生与福建考生之间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北京重点中学的考生与福建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人炫耀：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对应：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应该进北大、清华。 　　清华北大和世界一流有天壤之别？ 　　这种高考录取体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平等权是一项收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公民可以平等的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可以平等的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虽不能人人享有，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不应该被剥夺。 　　农村的考生受教育的条件本来就差，大多数学生小学没有条件学习外语，到了初中勉强开了英语课，教师水平跟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到他们参加高考里，还要比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上等公民多高几十分（今年是140分）才能上大学。有人说农村人高分低能，且不知那些低分高能者高在哪里？

这年头，很多人都在哭 穷。北大新闻学院兼职副教授周忆平（即著名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在北大的工资单 ，他的月工资为四千七百八十六元。阿忆抱怨说，这点工资少得可怜。其实，这份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大学中同级 别的教师的收入。北大毕竟是政府重点扶植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门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经费。而 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闻学院，教师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平。阿忆自己也承认，有些“开源”能力比较弱的系科的正教 授，也拿不到此数目的工资。阿忆在北大仅仅是兼职，每周也就两个课时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穿梭 于各地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阿忆究竟花多少的时间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上，只有他的学生知道。这年头，即便是大学 里那些全职的教师，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巴心巴肝地对待学生，更何况只是兼职的阿忆呢？这年头，也没有多少学生 对他们的教授肃然起敬，教授们争先恐后地往钱眼里钻，或争博士点，或拿项目，或到校外兼课，“传道、授业、 解惑”的天职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照我看来，阿忆在北大的工资并不低。但阿忆本人却对自己的工资深表不满 ，因为他有一个迥然不同的参照系。在素有“黄金行业”之称的电视界，过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对这点收入根 本不屑一顾。据阿忆说，他在电视台任职，月收入至少可以达到八万元以上，他在北京购买的豪宅亦价值数百万，开的是豪华的别克轿车。北大的这点工资，连养车都不够，哪里能让他维持如此高标准的生活方式呢？阿忆的哭 穷，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鸣。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蜕变成这个时代最无耻的人。在这些名动天下的教授当 中，有歌颂皇权鄙视民主的海归博士，有受宠若惊出席北韩使馆招待会的金家王朝的粉丝，有说官僚越腐败则经济 越有活力的经济学家。北大已经由一所“常为新的、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大学，沦为官与商的帮凶和帮忙。北大像 血吸虫一样贪得无厌地耗费着巨额的民脂民膏，却不曾想过自己应当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为深陷于苦难中的同胞做 点什么、说点什么。昔日，我曾经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今天，我却为此而感到深深的耻辱。就在“北大 教授哭穷”成为网民和媒体争议的话题的时候，我却看到另外一则关于一位小学教师的新闻。刘念友，重庆市开 县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开县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北斗村是开县郭家镇北斗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 山区，北斗村小学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两个多小时。在当地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背了时都莫到北斗去。” 刘念友却主动申请到这个“鸟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个学校就他一名教职工，要教一个三年级的所有学科，十七名山里娃。这份工作未必比阿忆在北大的工作简单。开学第一天，刘念友的心就被孩子们深深震撼了。“本 以为开学这天，娃儿再穷也要穿得光光鲜鲜的，可他们一个个都像叫花儿。几乎所有孩子都穿着极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几截，有的能明显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数没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带二十块钱来交学 费。”刘念友当即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二百多元，帮几个学生交清学费。当天放学后，他又匆匆赶回家，从家里仅 存的三百多元中拿出一百五十元，为几个贫困生买文具、买衣服。“总不能眼看自己的学生因为没钱而辍学吧！” 刘念友在北斗村小学全职工作的年收入，还比不上阿忆先生在北大兼职工作的月收入。谁更穷呢？阿忆教授在网 络上高调哭穷，刘念友却如春雨润物默默无声。有人说，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之间，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学识不 同，精英与大众也许就应该有这样大的差异。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不就说过——如果北大教授个个都有了别墅 和豪华轿车，中国就实现了现代化吗？至于刘念友们的命运，那些高傲的教授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在一对 儿女的眼中，刘念友是一个狠心的爸爸。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父亲并未给他们准备充足的学费。两个孩子在学 校里连吃饱饭的钱都没有，只好在学校的食堂里打工，才换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 但是，在刘念友教书的班上，在他的学生们眼中，刘老师却是一位“很有钱”的老师。刘老师经常帮助那些家中十分贫穷、缴纳不起学费的孩子 ，甚至连很多孩子的生活费以及生病了买药的钱，都是由刘老师支付的。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从教二十八年，刘念 友每年都在资助自己班上的贫困学生，他的班上从来都没有因为钱而辍学的学生。以他那一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 可能承担这一笔又一笔的费用。那么，刘老师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久而久之，学校里的同事和家人们发 现，刘念友在周末和寒暑假经常“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里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北斗村中心校校 长发现，刘念友的耳朵背后全是黑色的煤污。经过一番盘问，他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刘念友便到附近的 煤矿下井挖煤，靠挖煤换来的钱资助班上的学生。后来，一位记者跟随刘念友下井，他这样描写刘念友一天的挖 煤生涯：“清晨七时，开县郭家镇麒龙煤矿主井。天还没亮，四十八岁的刘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着电瓶、顶着矿灯 ，行进在狭长的主井甬道中。头顶不断淌下的水滴很快将衣服淋湿，空气也越来越差，鼓风机巨大的轰鸣声在井下 回响。二十多分钟后，他们来到距洞口一千五百米处的东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间矮，要猫着身子才能活动，地上 堆满先前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原煤气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刘 念友麻利地躺在地上，娴熟地用凿子凿着头顶上方的煤层。煤块松动，煤碴掉在净是汗水的脸上，他用手抹了一把 ，再凿。二十分钟左右，他就地休息两分钟，继续。”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够承受的。我建 议阿忆教授去亲身体验体验，他就知道自己仅仅靠嘴皮子吃饭实在是太容易了。刘念友却这样干了一年又一年。与 刘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农民工，都很佩服刘老师的吃苦精神，同时他们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个老师，是个 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为什么还要来井下受这份罪，挣这点钱用命来换的钱呢？”然而，正是靠着这笔用生命换 来的钱，刘老师才让所有的学生都完成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刘念友从来没有哭穷，即便他大声哭穷，也不会 像名人阿忆教授那样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刘念友一边在暗无天日、危险重重的井下挖煤，一边在课堂上告诉学生 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阿忆教授却在心安理得地哭穷，因为他傲慢地认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该只有这 么少的工资，尽管北大副教授的职务只是他的一份兼职，他在电视台的那些肥缺并没有统统辞去。富人总是感到 不足和不满，穷人却自己动手改变现状。刘念友便是鲁迅说称赞的“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我不知 道阿忆在面对刘念友的时候会怎样。想来，这位巧舌如簧的电视人，在公众面前会虚情假意地赞赏刘念友一番，然 后又在背后说，这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阿忆说出了许多北大教授的心声，他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分配到更 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经不再为弱势群体而呐喊，他们只为自己的私利而呼吁。北大不幸地变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 。一群自私的老师，将一群全国最聪明的学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这些年来，北大不断伸手向社 会“要”，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以文化和科学的创造以及对公平和正义的捍卫来反馈社会。北大教授阿忆和小学 教师刘念友，一个人高居金字塔的顶端，一个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不 是像周忆平这样学识渊博、口吐莲花、食有鱼出有车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像刘念友这样默默无闻、春蚕吐丝、肩 起黑暗的闸门的普通公民。[img]http://ng1.17img.cn/bbsfiles/images/2007/03/200703052101_43609_1844026_3.gif[/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