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第三方检测

速冻水饺行业在经历金黄色葡萄球菌事件之后，相关食品企业，如思念水饺、三全水饺、湾仔码头等行业龙头企业目前都对食品质量安全采取了大规模的整顿措施。思念食品尤其引进了第三方检测，来保证生产出的思念水饺品质，尤其是主打产品思念三鲜水饺的质量，让民众吃到放心饺子。思念食品负责人也表示，一定要确保产品符合现行国标，做到产品全部合格。 　　据了解，思念水饺计划立即引进第三方检测。除加大向省市检测中心主动送检率以外，还准备在全国聘请三到六家知名检测机构，对流通环节的思念水饺，进行定期检验。同时，人员制度上进行长效机制的建设。公司决定，将现有质监品控人员编制扩大一倍，设备场地增加一倍，以对未来永续的超密度自检作出准备。思念食品还决定，公开招聘首席质量官，赋予其产品生杀的独立权力，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经过入场检测、自检以及第三方机构检验，三重检验势必将金黄色葡萄球菌消灭在速冻水饺出厂之前。思念水饺负责人表示，检验机构近期对郑州思念食品公司的76个思念水饺样本进行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致病微生物指标的检验，结果均未检出，但思念食品不会放松要求，大力度整顿将一直持续下去，确保产品符合国标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据了解，由于原料猪肉极易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造成含肉水饺检出金葡菌的头号原因，思念食品现在已对入厂猪肉进行每批检验，含菌猪肉一律退货。同时，对出厂产品由按比例抽检改为批批检测，保证速冻思念水饺不再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某冷冻食品行业专家表示，根据国家标准，冷鲜肉制品允许含有适量金黄色葡萄球菌，但速冻食品却不允许含有这一微生物。所以众多速冻水饺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诚惶诚恐。而思念水饺也正借着引进第三方检测的机会，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记者从青岛市经信委获悉，随着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国家海洋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青岛高新区的山东高科技检测中心、青岛开发区的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等一批第三方检测机构项目顺利签约和开工建设，青岛市独立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已达164家，年营业收入近8亿元。 　　大量独立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的进驻青岛将进一步提升青岛市高端中介服务业的整体实力，推动青岛市中介服务业发展上新台阶。 　　年营业收入近8亿元 　　今年以来，随着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国家海洋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青岛高新区的山东高科技检测中心、青岛开发区的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等一批第三方检测机构项目顺利签约和开工建设，我市中介服务业迈向蓝色、高端化发展。 　　截止目前，青岛市独立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已达164家，年营业收入近8亿元，尤其是近年来在青岛高科园，已经聚集了瑞士SGS、英国天祥、法国必维、莱茵检测、谱尼测试等十余家国内外知名检测机构，以及国家橡胶轮胎质检中心、国家电子电器安全质检中心、国家啤酒及饮料质检中心等五大国家级质检中心。服务产业涉及电子电器、半导体照明、环境工程、机械纺织、电气化工、食品药品、建筑材料和工程等多个领域，业务辐射整个山东半岛乃至沿黄流域。 　　这其中，瑞士通用公证行(SGS)创建于187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第三方检验，测试和认证机构。目前已成为全球质量、专业及公正行业的标杆。分布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SGS集团公司，已拥有1200多个分支机构，350多间实验室，6万多名员工可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快捷的服务。 　　中介机构突出高端知名 　　独立第三方技术检测机构的引进只是青岛市中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尽快改变青岛市中介机构“小、散、弱”以及中介服务业整体实力不强的状况，青岛市加快知名中介机构的引进培育力度，建立和完善中介服务业招商机制，强化知名中介机构引进的跟踪、服务工作，知名中介机构引进成效显著。 　　截止目前，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已有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3家机构落户青岛；国内排名前两位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大成也分别在我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全国首家外资担保机构富登担保、国内五大评级公司的中诚信、上海远东等一批国内外知名机构纷纷入驻我市。初步统计，近年来全市引进高端知名中介机构48家，同时，储备引进目标机构87家。随着这批知名中介机构来青拓业，有力提升了青岛市中介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 　　在未来，青岛市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抓住全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契机，重点引进培育发展一批青岛市急需和紧缺的高端中介机构，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促进中介服务业做大做强。

我国奶农的特点是小而散，他们的营生取决于“一手交奶一手交钱的一锤子买卖”。他们面对的，多为号称“龙头企业”的各种代理人，因此缺少话语权。他们的难处，常常在有关部门组织调查时，由别人为他们说出来但不一定能说清楚。其实在他们“卖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难点：谁检验？　　目前是由加工企业单方面在检验。在买卖双方的博弈中，企业是典型的“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企业还有权单方面决定检验的项目和指标等一切内容，奶农没有发言权。因此早就有人强烈呼吁：生奶收购应实行“第三方检验”，然而全国仅上海等极少数几个地方有。原因是需要新的投资，但回报不高而且申办程序复杂，出具公证性数据更需要经过“计量认证”等，总之投资风险大。其实，是否由第三方检测，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所谓的“第三方检测”其实是一种具有社会中介服务性质的机构。买卖双方系利益相关当事人，从公平交易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上都需要回避单方面检测的“嫌疑”，所以凡是商品交易都离不开第三方检测。在这个层面上，第三方检测不仅是对奶农（销售方）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加工企业（收购方）利益的保护。　　“第三方检测”直接解决的是市场经济下买卖公平的问题，至于能否“合理定价”和产生“对提高原奶质量”的作用，笔者认为关键取决于“检测内容”，以及如何决定这些“内容”的一个运作程序。国际奶业界将此称为“生奶的按质计价程序”，最早形成整套思路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丹麦奶业联合会在BentOlesen先生领导下的工作小组。　　当时他们首先按照传统，确定乳脂和乳蛋白质的含量作为两大基础指标。其次根据不同产品制造工艺的需要，增设例如感官评定、细菌总数、冰点、抗生素残留、黄曲霉毒素M1、体细胞计数等辅助指标。基础指标的检测结果决定交易生奶的基础价格，然而确定基础价格的依据不仅仅是饲料等饲养成本，更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市场上的奶油和脱脂奶粉的实际价格。辅助指标的检测结果决定交易生奶的辅助价格，有的具有“一票否定”作用，例如抗生素或黄曲霉毒素M1超标；有的具有增减成交价格“权重”的作用，例如感官评定、细菌总数或体细胞计数等设立分级限值，对基础价格按一定的百分比值加价或扣款，其中还包括生奶的季节性差价在内。　　至于能否产生提高生奶质量效果的第一个关键，是选择哪些指标进入计价程序检测，以及确定指标限值、测试频率等的原则。绝对不是任意套用现有国家标准就能奏效的，因为国家标准是最低要求的标准，它们必须结合市场要求、具体产品的加工工艺和奶牛饲养工艺的实际水平来建立并适时进行调整。　　以设定微生物指标的限值为例说明如下：　　首先选定这个指标的理由是保证安全和质量。在某种杀菌强度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客观上存在着“允许的最大值”，例如对于145摄氏度/2秒的UHT灭菌工艺来说,原料乳细菌总数的极限是每毫升50万个；细菌数越低产品的品质越好；如果生奶的细菌数高于极限，则品质低劣而且可能无法保证灭菌效果。又如以巴氏杀菌鲜奶等短保质期产品为主的，可辅选耐热菌计数指标，而以灭菌奶等长保质期为主的可辅选适冷菌和耐热芽孢菌计数等指标，反之则不合适。然后组织摸底调查，即以某种频率对计划纳入实施的牧场采样测试，得到一套切合实际的生奶细菌总数分布数据。最后对分布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一般以85%能够达到的作为合格底线，以15%能够达到的作为鼓励底线，处于中间状态的则另行划线分配奖罚系数。　　必须强调的是，即将实施的按质计价程序检测所采用的取样、保存、运输和测试的方法、工具、频率等条件，应该和摸底调查时的完全一致，以确保“按质计价程序检测”处在相同的“系统误差”范围内，否则就失控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透明、公正”的第三方检测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能否产生提高生奶质量效果的第二个关键是必须要有一个畜牧兽医专家组，针对检验结果显示的现象，到养牛场去帮助奶农寻找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套程序运行三年左右就得重新调整。因为两个15%的底线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必然发生变化，激励作用将被弱化。那就需要再次启动摸底调查的方法，或提高指标限值，或增加新的检验指标，形成新的按质计价程序，促进生奶质量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不断提高。　　如此系统的测试需要每天处理大量的样品，决非人工检验所能胜任。因此针对生奶的各种自动检测仪器首先在丹麦应运而生，今天我国也向丹麦的福斯（FossA/S）公司引进了其中的部分设备。20世纪70年代丹麦奶业联合会曾设立过6个检验中心，分别配备畜牧兽医专家，承担了全国所有“生奶按质计价程序”的检验任务。随着速度更高的自动分析仪器的开发，90年代时其中的5个被撤销了，2000年时随着瑞典和丹麦跨国奶农合作社“阿拉（ArlaFoods）”的建立，最后留下的这个测试中心同时承担了两国奶农的“生奶按质计价程序”全部测试工作。　　上海乳业在1985年筹划引进一个相当于当时丹麦规模的检验中心并派员出去学习。建成后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于1987年起开始分步实施“生奶按质计价程序”。至今计价程序已经过三次集中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目前就细菌总数来看，上海地区生奶总量的90%均在每毫升40万个以下，其中约有1/3在10万个以下。当然上海乳业如果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国外的生奶细菌总数多在5万个以下，北欧等先进地区则普遍在1万个上下。　　鉴于目前各地政府机构和所属事业单位里的检验检测机构大多任务不足，仪器和人员闲置的不少，建议将其中的一部分加以改制成为生奶收购的第三方检验站。当然改制就会碰到问题，尤其在我国目前“第三方机构”普遍发育不良的大环境里。首先是机构的所有制要改变，第三方机构应属于“非政府机构（NGO）”而完全进入市场。其次是经济效益的稳定性，与附属在政府体制内的环境相比，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这是符合当前情况既经济又合理的一条道路，值得各级政府研究并积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