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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科研报告:中国科研产出量仅次于美国
    2004年以来中国科研产出发生翻番,有望10年内赶超美国 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   11月2日,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全球科研报告:中国》(Global Research Report: China)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近年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以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在下一个10年赶上美国。   这份报告是汤森路透集团《全球科研报告》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描绘了全球科研的变化图景。   《全球科研报告:中国》的一些主要发现包括:   中国的科研产出从1998年的2万多篇论文增加到2008年的接近11.2万篇论文,自2004年以来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中国在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科研产出有望在未来10年赶上美国;   中国的科研重点集中在物理科学和技术方面。材料科学、化学及物理学占支配地位。放眼未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热点学科包括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遗传学;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科研合作伙伴,在2004年至2008年间,在美科学家贡献了中国科研机构将近9%的论文;   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地区性合作的成果显著,特别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的合作。
  • 中国科研转型为何被世界关注?
    p   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出版公司——自然出版集团近日用中英文两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这是国际出版商在中国推出的第一份该类调查报告。 /p p   中国科研领域成果丰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铁输出、大飞机下线& amp #823& amp #823被世界关注的事已不鲜见。今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奖自然科学类奖项上获得突破,也正说明了中国科技影响力的提升。但国外科技出版集团如此关注中国科研的转型,关注中国的科技制度改革,还是第一次。 /p p   自然出版集团的报告和建议是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后作出的,仔细阅读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中国科研产出的惊人增长,这或许是中国科研转型被世界关注的首要原因。白皮书评价说:“与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称的是,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然后列举了如下数据: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约1.33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24.5万篇,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国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世界第一。 /p p   虽然白皮书也指出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匹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高速成长的领域,量变是引发质变的基础。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日益增长,科研人员也有了更高目标。87%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今后可能降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但会瞄准水平更高的期刊。 /p p   另一个让中国科研转型深受关注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与中国科研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p p   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给科技的发展带来了雄厚的底气。无论是研发投入的增长,还是用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各种人才计划吸引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国,背后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力量的支持。 /p p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正致力于实现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更加可持续的知识经济。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才是创新型国家,而我们中国人正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型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科研环境也与中国经济一样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口,需要克服一些独特的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的质量和影响力,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p p   如果中国的科研转型获得成功,中国就不仅有机会成为科研强国,更可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深厚创新文化,确立全球科学技术领导者的地位。而科研转型成功其实也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纵观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指引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p p   中国正在追求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这就是世界为什么关注中国科研转型的原因,也是我们必须做好中国科研转型的原因。 /p
  • 美国《科学》主编给中国科研者的建议
    近几年,中国大幅度增加了科研投入,希望能够为人类的科学探索作出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成就。然而,尽管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对中国科研论文质量的质疑也甚嚣尘上,因此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成为很多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努力的目标,高校和科研单位不惜重金奖励在顶级刊物发论文的作者,而科研工作者群体也时常传出论文造假的丑闻。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全世界学者发论文需求强劲而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成为极度短缺的奢侈品,因此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基于与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事们在这方面的讨论,最近我书面访谈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arcia McNutt博士。McNutt博士很坦诚地回答了学者群体对顶级学术刊物的批评,阐述了她对科研界一些流行的不良行为的看法,并给中国科研者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下面是对话的完整内容:   董洁林: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学术出版业也被新技术和人们的新生活方式所影响,因此开放获取变得越来越流行了。作为一家超过130年历史的学术期刊,《科学》如何面对这种挑战呢?   McNutt:《科学》认识到优秀论文的数量已经增长了,由于一直受到我们每年预计印刷页数的局限,我们发表这些杰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没有跟上来。因此,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网上数字版期刊──《科学进步》(Science Advances),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发表更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唯一的要求就是投递的文章必须是高质量的。另外,《科学进步》 会接受来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的文章,例如工程、技术以及那些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和对自然科学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等。为了服务更多的读者,这个新期刊采用开放获取方式发行。   董洁林:在2013年12月,诺贝尔奖获得者Randy Schekman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ldquo 《自然》、《细胞》、《科学》等期刊正在如何损害科学&rdquo 的文章。该文对这些顶级期刊的主要批评为:其一,&ldquo 这些期刊精心策划他们的品牌以达到更多销售刊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推动最重要的科学研究&rdquo 其二,&ldquo 这些排他性的期刊为自己装饰了一个名为&ldquo 影响因子&rdquo 的噱头&hellip &hellip 这些奢侈期刊的编辑深谙此道,因此他们喜欢接受那些内容性感、结论有争议能够兴风作浪的论文。这种做法影响了科学家的研究选题,推动一些时髦领域形成科研泡沫,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则被耽误了&hellip &hellip &rdquo 你们对此如何回应?   McNutt:我们接受论文的政策不受&ldquo 影响因子&rdquo 左右,我们编辑部的使命是为读者提供科学领域里的那些有趣的、具有开创性的、激发思考的和重要的研究。我们的编辑们敬业地组织严密而又专业的同行评议过程,然后从中选择最后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不像其他期刊,《科学》仅发表很小一部分论文,因此我们必须很有选择性。我们认为繁忙的科学家时间很宝贵,他们阅读科学杂志是因为知道我们很小心地从很多研究领域选择了很少部分论文发表,而这些研究有可能改变未来科学的轨迹,因此值得他们花时间来阅读。   《科学》曾多次公开指责&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作为衡量文章质量这种做法。我们的前任主编Bruce Alberts签署了&ldquo 科研评估旧金山宣言&rdquo (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该宣言的目标是停止使用&ldquo 期刊影响因子&rdquo 来判断科学家的工作。另外,Bruce Alberts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ldquo 影响因子的扭曲&rdquo 的文章),他在文中特别提到了影响因子的误用,他说:&ldquo 期刊影响因子的误用很有破坏性,玩指标游戏会导致一些期刊不去发表一些重要但少被引用的论文。DORA提出的办法对于保障科研健康至关重要。&rdquo   董洁林:目前,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对科研工作者在像《科学》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有很多鼓励政策,例如获取更多研究经费,得到雇佣和升职机会,甚至还有现金奖励。然而这种系统性做法也广受批评。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McNutt:《科学》完全反对用简单的代理参数例如论文发表期刊的&ldquo 影响因子&rdquo 来替代对一篇论文的实际影响力的适当评审,或者替代对一位研究者完整的贡献对科学和社会综合影响力的评审。一些影响因子不高的期刊也可能发表非常重要的论文,反过来也是如此。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和多学科论文,这种文章要求审阅者了解多个学科的前沿工作,从而判断该文章的新颍性和重要性。你们对此是怎么做的?   2014年1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科学》杂志主编Marcia McNutt一行   McNutt:论文的确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了,融合了大量的材料,时常有很多作者参与一篇论文。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也变得越来越多学科交叉,这代学生(还包括审稿人)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发表的那些复杂的内容。当然,即使是那些知识最为全面的审稿人也难免对一些重要的东西看走眼,论文评审过程中要求大量的补充数据和材料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对此,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警觉,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在这个问题显著的领域,相应社区开发了一些准则可以帮助评审者去更好地评价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我们也不断地评估我们的同行评议过程来及时面对新的挑战。为了增加透明度,我们最近加了一个交叉评审的步骤,在论文最后发表的决定之前,评审们可以阅读和评论彼此的评审意见。还有,我们编辑部的评审委员会最近增加了一组统计学家,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在数据和统计分析上不够严谨的论文标注出来。   董洁林:《科学》有一个新闻栏目,你们认为什么故事对《科学》具有新闻价值?   McNutt:对《科学》有价值的新闻是那些当前影响科技政策的重要事件、惊人的科学发现、那些值得关注的科学家、科学基金、重大的科研设施、有影响力的报告,和其他影响科研行为、并且让科学家感兴趣和对他们有影响的重要进展。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论文,例如最近的那篇&ldquo 大米理论&rdquo 。你们对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感兴趣呢?   McNutt:《科学》会发表那些用严谨的定量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例如心理学和经济学。   董洁林:你知道总有一小部分研究者会无视科学界的道德规范,即使像《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也不会幸免这种行为。你们是如何预防像数据作假和剽窃等情况的发生?万一出现了这些问题,你们又如何处理?   McNutt:《科学》一年会收到约13,000份投稿进行评估,约7%也就是900多篇投稿在同行评议之后会被发表。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只有很少部分(一年3-5篇)论文后来会被撤销。《科学》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非常严肃,力求尽快修改相应文献。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相关研究者的调查和处理由他们的雇佣机构进行。因此,《科学》在作出论文撤销处理之前,会等待相关机构的调查结论看是否真有不良行为。   《科学》在科研道德方面一直保持很高标准,并且增加了新步骤来增加透明度,例如要求数据公开。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读者看到的发表论文数据的有效性,期刊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最终责任人还是作者自己,他们需要完全公开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以及充分讨论可能让他们的研究结果出现错误的隐患。   董洁林:《科学》在中国是一份很受尊重的杂志。从来自中国的稿件,你看见什么趋势?对于那些希望在《科学》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McNutt:过去几年,《科学》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增加了,我们发表的中国稿件增加得更快。也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来自中国作者的稿件质量在改善,因此相应的论文接受率在增加。目前中国稿件的接受率与国际稿件接受率基本在同一水平。我能给中国科学家的最好建议是希望他们在向《科学》投稿前,要大量阅读《科学》上的文章。我也注意到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评审者看到这种情形会对作者的目标生疑,因为他们会认为研究者没有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来从事研究,去客观地面对任何可能的研究结果。   对于中国科学进展这个话题,我2014年1月有机会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会面讨论了目前科学发展的状况。从这个会面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将科学发展看作是其未来繁荣的关键元素。   Marcia McNutt博士给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建议让人深思。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很不一样,做产品的人可以怀着偏心和图利的态度去竭力推销,而做科学则必须用客观、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探索科学真理,并将这个过程的细节公之于众。发现真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是对科研人员最大的奖励。然而,她的简单建议对一个浮躁的、系统性地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社会来说,是个容易的小调整,还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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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谈对中国科研论文的看法

    谈谈对中国科研论文的看法最近我看见有些文章嘲笑中国的科研论文影响因子低,水平差,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SCI是世界上最大的引文索引数据库,每年会发布一次影响因子。影响因子的计算很简单,SCI源期刊引用该期刊的总次数除以当年发表的文章数,如果某一杂志一年发表了10篇文章,他被引用了60次,影响因子就是6;如果一个杂志发表了600篇文章,被引用60次,他的影响因子就是0.1。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数量也是没有质量的,一个杂志发10篇文章,这种杂志也不行啊!话说中国的杂志,因为唯影响因子论,所以好文章都投到国外了,国内的好文章很少。其实以前我和我师兄讨论过,国内核心的水平,并不比国外低影响因子的杂志差。而是国内的评价体系使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语言因素,中国发表的杂志,大都用汉语,这样外国人就是想引用都引用不成。其实语言是导致影响因子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杂志的审稿周期长,而且要交版面费和审稿费,也是好多人逃离中国的原因。一味埋怨中国科研水平低是不对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是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世界第二,还是能够讲得通的。如果某一天中国不以SCI为评价标准的时候,陈景润发在科学通报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才能够得到认同。其实按照今天的标准,陈景润发个science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 中国科研实力:论文与人才

    从科学发展的总体形势看,若仅以论文数量而论,我国已成功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自2008年开始,我国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持续突破10万篇,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使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正在成为未来的世界科技中心。然而,进一步分析论文的构成和来源,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从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和“篇均被引次数”两个方面来分析:2001年至2011年间,我国共发国际论文83万多篇,被引510余万次,排世界第7;2011年我国SCI论文篇均被引6.21次,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10.71次相比,不到六成,但比上一年有两个百分点的进步。2001年至2011年,我国高被引论文数排世界第6位,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有美、英、德、法和加拿大,日本紧随中国之后。由此可见,论文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的科研水平也达到了世界第二,在我们前面,美、英、德、法等老牌科学强国仍然是我们要奋力追赶的目标,甚至日本也仍然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高低,仅看论文数量是不够的。这就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不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道理。要在科学研究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人才的持续积累与科研评价的导向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科学人才,我们最近统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近10年来,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的年龄正在不断趋向年轻化,已由过去的平均60岁以上,不断降低到去年的52岁左右;反过来,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平均获奖年龄却在不断走高,从过去的平均50来岁不断提高到60来岁甚至接近70岁左右。近10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逐渐增长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科学由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科学研究由简单走向复杂,杰出科学成果从完成到获得最高认可的时间都在延长的基本趋势。一方面,职业科学家要更多的时间训练才能渐入佳境,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越来越严格。因此,科学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只有终身持续不断地研究,才有可能登上科学的顶峰。近10年来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平均年龄的不断年轻化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征兆,也是近10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体现之一。如果七八十岁才当选中国院士,那冲击世界科学高峰的希望就几乎不存在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这些年轻的杰出科学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导向,以保障他们继续攀登科学高峰而不是到此止步。根据研究,一个国家,在行将上升为科学中心的赶超年代,杰出科学家的平均年龄一般都不超过50岁。世界范围看,杰出科学家作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峰年龄段也集中在40岁到50岁之间。因此,从科技政策的角度看,继续保持对年轻杰出科学家的支持和及时认可,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杰出科学家获得国家认可的年龄;继续鼓励支持年轻院士潜心研究,冲击世界先进水平,在制度上为其研究创造条件,并对其非科学活动适度予以制约,从国家科技发展的需要看,不仅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而且在战略上也非常必要。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令人颇感不安。据相关研究,从统计上看,中国科学家恰好在创造力的高峰年龄段用于科研的时间反而大幅下降。如果个别科学家由于工作需要,当选院士后必须要去当校长还情有可原,但如果绝大多数年轻科学家都在当选院士后不久就转岗从政,那对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保证大多数年轻的杰出科学家专注于科学研究,不断形成冲击世界科学高峰的国家科学能力,就成为当今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还可以从科学家学术荣誉追求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论证。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科学家追求的学术荣誉除了举国上下对SCI指标的关注之外,大多涉及科学奖励的层面,而科学发现、发明的优先权命名几乎被忘却。实际上,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是靠学术荣誉的分层递进来推动的。对科学家而言,最高荣誉既不是所发论文数量也不是引用率,甚至也不一定是诺贝尔奖,而是对其开创的一门科学的冠名。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麦克斯韦方程组、普朗克常数、哈雷彗星等等,在这方面,中国科学界甚至还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现在科学发展的状况是,对论文发表数量的关注太多,对引用率的关注不够,大量年轻杰出科学家盛年转岗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科学实力,调整完善现行的科学评价观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毋庸讳言,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论英雄的做法并非一无是处。一开始先从重视数量上起步较为容易获得一致的评价标准,20多年前,如果有人能用英文写篇文章,就会让人刮目相看,现在20来岁的学生,可能几个晚上就能写篇SCI论文,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科学发展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在科学论文数量不断取得突破的基础上,从调整科研评价机制入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术业有专攻、学仕皆精进、科学高追求”的策略,不断提升我们的科研水平和质量,摈弃单纯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简单评价模式,把握历史机遇,倡导社会观念变革,尽可能支持并保障大多数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科学道路上持续奋进,是中国科学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在未来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的前提。(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专业教授)

  • 【讨论】(转帖)中国已丧失了科研能力

    科研经费再高也不可能进入科研大国的行列,因为科研经费可以不用在科学研究,而用在投资和消费方面,中国的科研经费其实早已成为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福利待遇。我们应把国家的基础科研和国家的技术攻关项目,企业的技术研发,专利技术,某些企业的基础研发,以及个人和个体的技术成果区分开。往往人们把这些混为一谈,科研能力指的是基础科学研究能力,不是技术研发和创新技术,这些都是基础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不管我们的基础科研人员是200万,还是110万;也不管我们大学生数量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世界第一,如果没有一个人全心地投入科学研究,中国怎么会有科研能力? 论文数量和专利数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科研能力。因为现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论文都是形式化的,数学形式的论文,所有的论文都是主观形式化意识化的产物。科学论文已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说明和论述,已是数学发现,数学演绎的论文。科学已发展成用数学发现世界,创造世界的学问了。专利技术并不能表示任何中国基础发现和创新的能力,也不能表明有自己的自主的科学理论和体系。每天浩如烟海的科学论文有一项是中国人的科学发现吗?有一项是中国人原创理论吗和理论创新吗?在那个科学领域形成中国人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派了吗?老一辈数学家创立的中国数论学派,今天也只是形式,吃老本。 中国有3200万科研人员,直接接受科研任务和经费的有约200万人,剩下的是企业科研队伍,这里还没有算上不在职的业余科研人员。这么一个庞大的科研队伍的科研能力和成果却排在世界中下游,排在所有发达国家之后,跟中国男足的世界排位差不多。加拿大的人口不足3200万,科研能力和成果排在世界前6位和7位。我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少在职科研人员,不会多于100万吧。中国科研不是真正的科研队伍,它是经济活动队伍。1每个人花在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少的,2出成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短期产生不了经济效益。3不是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科学家,而是没有人去追求它。一个跨国公司的科研能力就敢和我们整个的科研队伍叫板,一个小小的韩国到现在还把我们“中国”当成落后的代名词。把中国制造都看成是垃圾产品。现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能力比20世纪50年代少了很多,弱了很多。3200万科研人员几乎没有几个是全心的投入科研工作,可以用空白来形容中国的科研工作,没有人搞科研当然就没有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了。 一个三星公司在中国牛的了不得:“我一个公司的自主技术你一个国家都比不了”。在天津的三星公司给中国工人的工资很低,而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是最长的,并无视当地政府和法律。人家有技术和研发能力,你中国离不开我。现在人都争公务员,争官位,把精力和时间全放在人际关系和经济活动上。科研经费绝大部分也用于消费和进贡。科研人员吃经费的现象是普遍的,不吃经费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可研项目没了经费怎样向项目交代呢?编造假数据,假材料,假工时,假机器设备,假厂房和假地点。甚至一开始,科研人员就申请报批假的科研项目。为了加大科研经费申请和报批,除编造一些假的报表外,还要向批准部门和人员进贡一定比列的经费回扣,有时会达到50%。这就是科学界和科研界最主要的活动和工作。这样的科研队伍能出成果才是怪事,不出成果才是正常。一些所谓的大家,专家,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几乎是80年代捞文凭的那一帮人。这些人你说他们没有文化,但是他们有很高的文凭,你说他们有文化,而他们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党的作风就不正,中央党校4个月就可以给这些人(一天课也不用上)大专文凭,一年本科文凭。一些大学只要交一两万块钱就可以给研究生,博士文凭和学位。也不怪外国宁可承认中国的高自考和成人职大也不承认正牌大学。现在的中国大学几乎成了职业训练场,大学毕业生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能做,没有学到科学文化,更没有学会做学问。90年后分配到我们单位的大学生,工作5,6年都还要师傅带,自己不能单独工作。一个天大建筑结构专业毕业的,师傅带了快5年了,该独立工作了。独立出图就出现差错和事故,使得施工单位无法照图施工。他们不但专业拿不起来,往往还会出现常识性错误。 我们的大学怎么了,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现在不是呼唤科学大师出现的时候,而是要呼唤思想大师,思想家出现的时候,让他们来拯救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科研队伍。一个顶得上日本人口数的中国大学学历以上的群体,一个超过加拿大人口数的中国科研队伍,这么多庞大的高学历人群,这么庞大的科研力量,却没有一项科学发现,没有一个原创科学理论和学说。中国不是没有科学研究科学发现能力,也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而是没有人去做科研工作。因为,科学新发现是一个长期探索,实验,测试,观察的积累。不是拿来几个物理概念通过数学方程和数学理论的扩展就能得到的。中国科研人员是耐不住长期科学探索的积累工作,他们急功近利,用数学就可以快速得到“新科学发现”,就可以短时间内爬到专家权威位置,名誉地位待遇三丰收。他们是专门玩理论的专家,他们的“科学发现”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再回到理论中。他们从主观意识中探索真理,从数学中发现真理。论文和专著是他们的身份的标志,是通往权利和地位的桥梁。从日本等国家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项目来看,每个项目都是在30年以上的科研工作积累,是两到三代人科研工作传承的结果。中国和韩国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没有一项科研能在30年以上的,也就没有科学发现和自己成功科学理论。在经济利益下,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较高,特别是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技术创新,技术研发和专利技术是能带来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这些都是能在短时间内见效的。而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见到任何成果,他需要几代人的科学接力传承,是一个艰苦劳动和长期不停探索的结果。在全民经商,全民下海,在全社会都向钱看的形式下,中国科学界已没有人能抵得住钱的诱惑,没有人耐得住长期的寂寞和长期的没有经济回报,都纷纷投入急功近利的项目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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