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

眼下的学术丑剧，播出密度绝对超过任何一个电视连续剧。 　　令人叹为观止的“史上最牛连环抄袭门”尚未谢幕，井冈山大学又再次粉墨登场，继去年因70篇造假论文被杂志撤稿一夜成名后，又以39篇论文被撤的实力而重回舞台中央。(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把这一幕幕学术腐败丑剧编排上演，全国的大小剧场怕是都不够用的。有人说，面对学术腐败的景象，已经有了“审丑疲劳”。我倒是觉得连“疲劳”的心情都懒得有了。 　　其实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学术腐败的监督批评并不少，也不乏西安交大六位勇揭家丑的老教授那样的侠义之士仗义执言，奔走呼号，举报到底 甚至也不缺一些或坚决果断或堂而皇之的惩处案例。但令人疑惑的是，在眼下的中国，学术腐败的生命力竟然如此之顽强。堪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些学术腐败丑剧的劲爆上演，似乎已经没了“限制级”可言，在有的主角身上看不到丝毫的学术，只剩下赤裸裸的“腐败”，而这种“腐败”却常常假着“学术”的名义，摆出楚楚动人的姿态，反倒显得打假者心里有什么不轨似的。这样极端的例子曝光的并不多，但要找一两个出来说事不难。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如此繁荣的学术腐败“事业”，更难想象其顽强的生命力源自何处。每次丑剧的上演，总会有人找到幕后的推手，比如过于功利化的科研评价，比如科研人员的道德沦丧，比如惩戒机制的不够完善。但我总认为，比这更能刺激学术腐败的力量源于某种现实的悖论。在一些学术机构，本该视学术腐败为仇敌的学术委员会，却成了学术腐败者的“保护伞”，拥有处置学术腐败的权力，却对发生在自家的学术腐败极尽袒护之能，对清扫门户的举报者百般阻挠甚至威胁。新近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的西安交大教授举报“造假教授”受阻之事，就是一个典型。 　　如此景象已然遮蔽了一个正常学术圈子的本来面目，其情节、逻辑、结局与官场的腐败极具相似性。腐败—举报—包庇—劝阻(或报复)，把这个链条的两头相连，就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这个封闭的系统便牢不可破。因为举报的被劝阻，“腐败”便肆无忌惮起来。这种来自权力的袒护甚至“鼓励”，比任何道德评判和指标评价都具有力量。只可惜西安交大的“造假教授”命运不济，六位倔强的老头儿没被校方成功劝阻，才在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刻无奈倒掉了。 　　这也反过来说明，学术腐败的生命力其实并不那么顽强。和其它物种相反，它最怕的是阳光和坚持，只要拔掉“保护伞”，很容易见光死。

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 中科院院士李季伦 　　新闻背景：9月13日，“打假斗士”方舟子微博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伦、陶益寿、林培、祖康祺等6人实名举报：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在任期内利用职权窃取他人治理黄淮海盐碱土的成果，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骗取国家和省部级多项奖励以及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农业科学奖。” [更多详细内容] 　　20日，这一事件又有了新进展，石元春在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上发表题为《事实与真相》的文章，约八千字从12个方面，一一回应实名举报信，为自己正名。石元春表示，他要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维护“院士”的光荣称号和国内学术界的一方净土，给社会公众一个交待，用事实与真相以正视听。 　　石元春称，“举报信”中大量使用了极具侮辱性的语言，诽谤他的名誉，进行人身攻击，这不能不激起他的极大愤慨。 　　称全是歪曲和捏造 　　在回应文章中，石元春称，所谓12条指控没一条能站住脚，全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歪曲与捏造。 　　石元春称，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在进行改革和推动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工作失当和不周之处，进而在感情上伤害到一些同志。“对此，我表示歉意。”他说，但举报信中对其学术道德方面的所有指控，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他说，在其任职校长期间，各高校都在抓科研成果转化与开发，农大当时也有增产菌、阿维菌素等。在开发阿维菌素项目上，李季伦教授对学校做法不满，1995年曾就此向科学院等投诉过他，科学院也曾派人调查。 　　“如今李先生又拿出20年前的事，还无中生有地弄出个什么绿鹏公司开发阿维菌素和10亿美元订单等本不存在的事来。”石元春说，李先生(李季伦)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但对黄淮海项目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研究根本不了解。 　　石元春称，自己从校长岗位下来后，有机会思考农业及农业科技发展问题，写过不少这方面文章。近年来十分关注生物质能源和能源农业，积极写文著书，为国家建言献策，这不应是学术腐败。 　　“发展生物质产业是利国利民，李先生认为是祸国殃民，这是学术观点不同。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不应是个人指责。”石元春称。 　　6举报者中两人不认识 　　石元春称，“举报信”的主要内容均涉及黄淮海项目，除错误百出外，就是一项实证材料也没有，只有些“某某人说”(且不说其真实性)。 　　关于举报人杨智泉和田向荣，石元春称，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与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黄淮海项目毫无关系。举报信中称，杨智泉曾任京农公司副总经理；田向荣是中国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 　　石元春称，另外两位是自己的同学，都比他年长4岁，为保护他们的健康，他不想谈其签名缘由。 　　“想不到40多年后，个别人为泄私愤，捏造出这篇网文，借用网络技术，极短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将我丑化到了极致，想把我搞臭，让我身败名裂。”石元春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圈里出现了一些学风和学术道德问题，激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 　　他对少数科技人员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深恶痛绝，应当及时揭露和严厉处置。但也要注意少数人利用网络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注意在打击学术不端行为中减少和避免伤及无辜。 　　石元春说，自己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农业科教战线上拼搏了半个多世纪，长期风餐露宿和在农村蹲点，至今一刻也未敢懈怠。现已耄耋之年，竟遭此不白之冤。请求上级科教部门对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进行调查，还其清白。 　　■ 追踪 　　农大将提请上级部门调查 　　首次对“院士门”做出回应，称反对进行人身攻击 　　针对“四名农大教授实名举报石元春‘学术腐败’”一事，昨日，中国农业大学首次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给予回应，该校新闻发言人表示，学校坚决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误导公众的指控和进行人身攻击。 　　这份声明共213个字，称举报人李季伦和被举报人石元春均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工，学校对此事极为重视。学校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一贯采取坚决反对、严肃查处的态度；同时，也坚决反对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发布误导公众的指控和进行人身攻击。鉴于本事件的复杂性，学校将提请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根据事实，依法依规，做出结论。 　　中国农业大学是985高校之一，属教育部与农业部共建高校之一，但声明中并未提及“上级有关部门”具体是指哪个部门。 　　■ 交锋 　　举报人PK石元春 　　1、举报信：石元春的院士推荐书中，提到“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并非石元春的发明创造。 　　石元春：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1961~1964年间每月独自一人前往采取土样、水样和画盐斑图，进行土壤水盐运动观测。可惜所取得的大量数据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丢失了。 　　“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是前人的成果。我不仅没找到前人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且在我们研究期间，这些前辈多已作古，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参加过和指导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成果怎么会成为“前人成果”呢? 　　2、举报信：“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主要是田园教授的成果并非石元春所为。” 　　石元春：田园是华北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老师，当时在石家庄蹲点，听说农大在曲周张庄搞了个试验区，想过来看看。在张庄试验区住过一两夜，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张庄试验区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践怎么会变成是田园教授的成果了呢? 　　该“举报信”没有出示任何这方面的举证，如田园老师关于张庄试验区治理实践方面的设计、文章和参加了什么实践等。故此纯属捏造。 　　3、举报信：“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不是石元春做的。 　　石元春：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3年编印的《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后记”中有一段说明：“本报告主编和执笔人是石元春、贾大林和刘巽浩”。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于1983年颁发的奖励中我是获奖人之一。怎么会不是我做的? 　　■ 对话 　　李季伦：“不能否认有个人恩怨” 　　昨日，针对石元春回应举报信的内容一事，带头写实名举报信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李季伦做出回应称，“我说的我全部负责”、“我等着法院传票”。 　　新京报：石元春对举报信一一做了回应，特别是对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说没有证据，您怎么看? 　　李季伦：附件里都有证据。我不随便造谣，我不是搞土壤的，我不懂，我是搞微生物的，是根据材料整理的。 　　新京报：什么材料?有原始证据吗? 　　李季伦：是根据别人的材料内容整理的，都是原始材料。有的是其他院士发的信，我来做整理。如果整理的不对，错怪了他，我负责，我道歉。 　　新京报：涉及您自身利益的主要是第10条，“既未开发过李季伦的阿维菌素，更不知什么6个股份公司和10亿美元订单”，您怎么看? 　　李季伦：深圳日报有他的讲话，他要做一个企业家，报纸是我学生从深圳邮寄过来的。他说没搞过公司，怎么没搞过，500万一个钱没回来。我对天宣誓，我不会说假话。是有这么回事。 　　新京报：石元春说，自己担任校长的八年间，学校正处于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时期，在进行改革和推动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某些工作失当和不周之处，进而在感情上伤害到一些同志。对此，他表示歉意。 　　李季伦：感情上表示歉意?不是歉意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不要再忽悠人了，你(石元春)身份不同的啊，已经做了院士了，又是个科学家，又是个大学校长，不能这样忽悠人。 　　新京报：石元春说，“发展生物质产业是利国利民，李先生认为是祸国殃民，这是学术观点不同。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不应该是个人指责”，您怎么看? 　　李季伦：我没说过“祸国殃民”，我是搞生物质的。明人不做暗事，我敢于实名讲，实名举报。 　　新京报：他说，您竟以86岁高龄和资深院士身份为他人冲锋陷阵。是被人利用了吗? 　　李季伦：我不是孩子了。我说的我全部负责。如果诬陷，我甘愿受国法处罚，我认账。假如你(石元春)诬告，你要负责。 　　新京报：网上有言论说，你们都已80岁的人，20年前的事情拿出来，有私人恩怨在里面?您怎么看? 　　李季伦：我不能否认，有个人恩怨，他把我搞得太惨了，实在忍无可忍，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我有责任揭露他，要警醒后人注意。86岁了，我图什么?国家给的待遇很好，如果他不再忽悠，我绝对不再讲，他还在忽悠。 　　新京报：中国农业大学也发出了官方言论，您怎么看? 　　李季伦：很明显是偏向石元春的，他在农大有很多人。连农民都替他说话了。 　　新京报：他要您停止举报信造成的影响，否则将告上法庭，您有什么应对措施? 　　李季伦：我现在等着法院传票，我要自己去法庭。

近年来，高校频发腐败案：武汉大学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和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等人相继涉腐落马。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日前举办的高校领导干部《廉政准则》培训班上，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关键措施，积极推动高校反腐倡廉。高校和科研院所同属知识分子云集之地，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科研院所反腐的基本情况，我们特别约请了汪克强研究员撰文分析。 　　汪克强　博士，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党组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兼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科研院所精英“硕鼠” 　　◆科研院所正成为反腐新领域，反腐倡廉建设成效明显但问题也突出。 　　◆学术腐败是学术机体上的“癌细胞”，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石。 　　◆科研院所知识分子相对集中，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素质相对较好，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 　　据《检察日报》早前的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在2005-2009年期间共立案侦查发生在该区科研院所的职务犯罪案件12起12人，涉案金额279万余元，多发于科研经费使用、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购置、基建和行政后勤服务等重点“病灶”。 　　这一数据表明，科研院所正成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和需要着力加强的新的重点领域。从总体上看，科研院所的反腐倡廉建设，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与其他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一样，科研院所的反腐倡廉建设也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重要政治任务，亟需制度化措施的有力跟进。 　　科研院所腐败现象凸显，原因纷繁复杂 　　推进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原因。 　　在思想根源上，一方面，由于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侵蚀着科研院所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 另一方面，科研院所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掌握着学术资源、行政资源配置权力的学术带头人、科研管理人员，缺乏以创新为民为宗旨、以科教兴国为己任的科技价值观，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抵御诱惑、防范风险的意识淡薄，容易导致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在管理体制上，随着政府及社会对科技投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及科研活动的范围频次不断加大，一方面，由于资源配置和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经费管理体系不够严密和规范，国家有关部门和一些学术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可能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和挪用经费等行为，导致科技界和科研院所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另一方面，一些科研院所内部管理相对薄弱，决策缺乏民主机制，管理流程欠规范、不透明，执行随意化，制度监督和有效防范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管工作不到位，有些甚至基本上没有监督等。这些都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在现实环境上，赛缪尔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容易滋生不稳定。一方面，随着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从“象牙塔”般的学术机构逐渐转型为面向社会开放、融入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单元，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些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逐渐侵入科研院所，对部分科研人员造成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除越来越多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经济活动外，科研院所自身的经济活动也日益增多，如科研设施基本建设、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知识产权运营等，反腐倡廉任务的繁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相应地大大提高。 　　科研院所的腐败有其独特性，须对症下药 　　科研院所的根本任务和使命是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创新成果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结合科技创新活动，培育创新人才，传承科学文化。科研院所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全部党建工作也不例外。 　　科研院所腐败现象的产生具有鲜明的特征，并具有相对易发的若干重点领域。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针对导致科研院所腐败现象发生的一些常见根本原因，突出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狠抓工作落实，通过对这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标本兼治和综合治理，以重点带全面，积小胜为大胜，从构建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环境、营造学术氛围、提供文化动力等四个方面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切实为科技创新发挥服务、保障和促进作用。 　　科研院所反腐要针对科研院所特点，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科研诚信体系建设，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当前，学术腐败现象和学术不端行为在科技界、教育界时有发生，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科技、教育界自身缺乏自重自律、自我约束不力的因素 既有管理体制上的缺失和弊端，也因为学术道德和诚信体系的沦丧。这种学术机体上的“癌细胞”，不仅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败坏了科技工作者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石，阻碍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反过来又会对社会风气、公众道德产生恶劣影响。 　　反腐倡廉的科学化，制度建设要“给力” 　　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是推进反腐倡廉科学化的根本。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首先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创新，提高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科学化。 　　长期以来，科研院所在反腐倡廉方面建立了大量制度，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毋庸讳言，也有不少制度贯彻落实得不好，甚至在一些单位常常形同虚设。虽然其中原因相当复杂，但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是客观事实。 　　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建设要系统建设、整体推进，致力于制度设计。既要立足当前、突出重点、重视治标，更要着眼长远、科学谋划、重视治本 既要根据科研院所实际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严肃纪律、注重惩治，更要针对科研人员特点加强思想教育、政策教育、警示教育、注重预防 既要集中精力、下大力气解决科研人员和职工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又要重视解决长期存在、容易被忽视的面上问题和深层次问题，防微杜渐，察病于萌芽，防患于未然 既要在党内弘扬正气，培育优良党风，又要以党风带民风、促学风，形成团结和凝聚广大科技人员献身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科研院所知识分子相对集中，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素质相对较好，既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优良传统，也对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着强烈的内在诉求。这既是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保障，也为科研院所推行院务、所务公开，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强化民主监督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条件。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归根结底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更加准确地把握、更加自觉地运用反腐倡廉建设规律，不断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不断创造新经验。当然，认识和把握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建设的客观规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只能在科研院所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