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准则

p style=" text-indent: 2em " 12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联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Victor J. Dzau、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Marcia McNutt在《科学》上发表一篇题为《来自香港的警示》社论，呼吁全球各国科学院携起手来，就基因编辑研究及临床应用所应遵循的准则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 /p p style=" text-align: center" img src=" https://img1.17img.cn/17img/images/201812/uepic/9c9c887e-d3f5-49fb-91b1-7cd75481813d.jpg" title=" 11.png" alt=" 11.png" width=" 426" height=" 337" style=" width: 426px height: 337px " / /p p 　　上月，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者贺建奎爆出，他对一对健康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使其能抵抗艾滋病，并使这对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出生。 /p p 　　事件发生后，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迅速发出声明称，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此类的临床应用。 /p p 　　社论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峰会主办方、各国科学院以及有声望的科学领袖都在普遍谴责这项研究“令人深感不安”以及“不负责任”，中国也已启动了对该研究者行为的调查，但很显然，使用CRISPR-Cas9技术来编辑人类基因组，已经跑在了科学、医学共同体为应对复杂伦理及管理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的前面。 /p p 　　“当前，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基于充分的科学研究和伦理原则的。”社论称，“然而，此次事件突显出一种紧迫的需求，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赶在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被认为是一件可容许的事之前，就更加明确的准则及标准达成国际共识。” /p p 　　文章作者呼吁，各国科学院应迅速召集国际专家及利益相关者形成一份快速报告，来推动完善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及标准。作者认为，在召集国际专家、推动就负责任的基因编辑研究及临床应用达成广泛科学共识方面，国家科学院具有很大的优势。 /p p 　　“我们坚信，建立基因编辑标准的国际共识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标准能够避免研究者为从事危险和有违伦理的实验寻求借口，或寻找方便的实验场所。”文章作者同时强调，国际科学标准的建立，并不打算去替代各国的规章制度，反而可能会使各国的规章制度更加充实。 /p p 　　社论称，基因编辑有朝一日是能够治疗或预防疾病的，但想要维持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信任，学术共同体现在就要采取措施，来证明这种新的工具可以在具备能力、正当及善行的前提下被使用。但不幸的是，此次基因编辑事件恐怕在各个方面都已失败，鲁莽而草率的行为，会置人类生命于危险之中。 /p p 　　作者认为，仅仅建立标准还不够，人们还需要建立一种国际机制，让科学家能够对不符合原则和标准的研究更加重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例如加快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管理方案的“信息交换所”、致力于共同监管标准的长期发展，以及对计划及进行中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实验，可以通过国际注册制度提升协调能力等。 /p p 　　文章最后援引了著名的阿希洛马会议案例。40多年前，当DNA重组还是一项革命性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时，其安全性和效果也曾引发关注，为此科学家召开了阿希洛马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科学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最终，他们就一系列研究指导原则达成了共识，这些原则最终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石。 /p p 　　“阿希洛马会议至今仍能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白春礼等人强调，人们需要就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具体标准及准则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不仅涵盖科学和临床医学的共同体，也应当将全社会囊括进来。 /p p 　　在这篇文章中，统领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院及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四大学术机构的美国国家学院(美国最高学术团体)也表态称，愿意牵头为推动此事作出贡献。 /p p 　　据了解，2015年12月，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中科院联合组织的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美国召开首次峰会。会后，包括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在内的22名学者组成了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历经14个月研究后，向全球发布了人类基因编辑基本原则。 /p p 　　其中，可遗传的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原则描述如下：有令人信服的治疗或者预防严重疾病或严重残疾的目标，并在严格监管体系下使其应用局限于特殊规范内，允许临床研究试验 任何可遗传的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应该在充分的持续反复评估和公众参与条件下进行。委员会还特别就可遗传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提出了10条规范标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联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Victor J. Dzau、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Marcia McNutt在《科学》上发表一篇题为《来自香港的警示》社论，呼吁全球各国科学院携起手来，就基因编辑研究及临床应用所应遵循的准则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上月，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者贺建奎爆出，他对一对健康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使其能抵抗艾滋病，并使这对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出生。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事件发生后，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迅速发出声明称，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此类的临床应用。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论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峰会主办方、各国科学院以及有声望的科学领袖都在普遍谴责这项研究“令人深感不安”以及“不负责任”，中国也已启动了对该研究者行为的调查，但很显然，使用CRISPR-Cas9技术来编辑人类基因组，已经跑在了科学、医学共同体为应对复杂伦理及管理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的前面。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当前，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基于充分的科学研究和伦理原则的。”社论称，“然而，此次事件突显出一种紧迫的需求，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赶在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被认为是一件可容许的事之前，就更加明确的准则及标准达成国际共识。”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文章作者呼吁，各国科学院应迅速召集国际专家及利益相关者形成一份快速报告，来推动完善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及标准。作者认为，在召集国际专家、推动就负责任的基因编辑研究及临床应用达成广泛科学共识方面，国家科学院具有很大的优势。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我们坚信，建立基因编辑标准的国际共识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标准能够避免研究者为从事危险和有违伦理的实验寻求借口，或寻找方便的实验场所。”文章作者同时强调，国际科学标准的建立，并不打算去替代各国的规章制度，反而可能会使各国的规章制度更加充实。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社论称，基因编辑有朝一日是能够治疗或预防疾病的，但想要维持公众对这一问题的信任，学术共同体现在就要采取措施，来证明这种新的工具可以在具备能力、正当及善行的前提下被使用。但不幸的是，此次基因编辑事件恐怕在各个方面都已失败，鲁莽而草率的行为，会置人类生命于危险之中。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作者认为，仅仅建立标准还不够，人们还需要建立一种国际机制，让科学家能够对不符合原则和标准的研究更加重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例如加快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管理方案的“信息交换所”、致力于共同监管标准的长期发展，以及对计划及进行中的研究及临床应用实验，可以通过国际注册制度提升协调能力等。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文章最后援引了著名的阿希洛马会议案例。40多年前，当DNA重组还是一项革命性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时，其安全性和效果也曾引发关注，为此科学家召开了阿希洛马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科学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最终，他们就一系列研究指导原则达成了共识，这些原则最终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石。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阿希洛马会议至今仍能为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白春礼等人强调，人们需要就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具体标准及准则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这种共识不仅涵盖科学和临床医学的共同体，也应当将全社会囊括进来。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在这篇文章中，统领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院及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四大学术机构的美国国家学院（美国最高学术团体）也表态称，愿意牵头为推动此事作出贡献。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据了解，2015年12月，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皇家学会、中科院联合组织的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在美国召开首次峰会。会后，包括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在内的22名学者组成了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历经14个月研究后，向全球发布了人类基因编辑基本原则。 /p p style=" text-indent: 2em text-align: justify " 其中，可遗传的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原则描述如下：有令人信服的治疗或者预防严重疾病或严重残疾的目标，并在严格监管体系下使其应用局限于特殊规范内，允许临床研究试验；任何可遗传的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应该在充分的持续反复评估和公众参与条件下进行。委员会还特别就可遗传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提出了10条规范标准。 /p

5月27日，财政部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基本准则》），标志着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构建包括《基本准则》在内的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随着全球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的关注，加强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但当前这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披露标准不统一给企业披露、鉴证和评级等造成不便。基于此，财政部会同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9部门成立跨部门工作专班，立足我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实践和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等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深度参与国际准则制定，促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北京办公室成功设立并投入运营，对国际准则在中国适用性开展评估等，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以国际准则为基础，制定体现国际准则有益经验、符合中国国情且能彰显中国特色的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财政部在同日公布的“起草说明”中提出，到2027年，中国将相继出台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和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2021年以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下称理事会)的成立，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两项准则的发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3年下半年，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国际准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评估，同时开展系列课题研究、交流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准则》讨论稿。2024年，财政部对《基本准则》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在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征求意见稿指出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应当具有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及时性六大属性。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披露的可持续信息四个核心要素：一是治理，即企业管理和监督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治理架构、控制措施和程序；二是战略，即企业管理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规划、策略和方法。三是风险和机遇管理，即企业用于识别、评估、排序和监控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流程；四是指标和目标，即企业衡量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管理业绩的指标，以及企业已设定的目标和国家法律法规、战略规划要求企业实现的目标及其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表示，综合考虑中国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披露能力，《基本准则》的施行不会采取“一刀切”的强制实施要求，将采取区分重点、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策略，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扩展，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从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扩展，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扩展。另外，针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可持续主题的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环境方面的主题包括气候、污染、水与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资源利用与循环经济等，社会方面的主题包括员工、消费者和终端用户权益保护、社区资源和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乡村振兴、社会贡献等，治理方面的主题包括商业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