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奖

尹卓在办公室内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与他对谈的短短一小时中，他的电话就响了4次。 2013年全国两会，步入人民大会堂的政协委员尹卓被媒体围追堵截。 2011年3月9日，全国两会新闻中心举行“政协委员谈科技创新能力”记者会。科技界政协委员尹卓回答记者提问。 　　尽管在电视镜头前频频亮相，也拥有不少忠实观众，但尹卓说自己并不属于电视明星那一类人。更鲜有人知道，“著名军事专家”并非这位68岁少将的唯一身份标签，他还是科技界的一名“老兵”。 　　如果你是一位军事迷，关心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大概不会对尹卓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打开电视，你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这位军事专家的身影。 　　地球上曾发生的任何战事，他似乎都了如指掌。大多数公众印象里，这位央视特约评论员观点犀利、一针见血，然而谈吐间却不乏儒雅之风。甚至有粉丝评价，聆听他解析国际风云，似有逻辑之美呈现。 　　只是电视机前鲜有人知道，“著名军事专家”并非这位68岁少将的唯一身份标签。作为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他同样是科技界的一名“老兵”。连续担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尹卓在科技界的呼声振聋发聩，广受关注。 　　两年前，他提案建议“取消科技进步奖”。今年两会，他又在科技界小组发言中，将中国科技界的现状形容为“跑部钱进”，并且说：“只有我们这些还在干科技的人知道什么叫‘跑部钱进’。” 　　“不再参加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 　　前不久，《中国科学报》记者约访这位关心科技体制问题的少将，话题很快进入他对我国科技创新和评价体系的观察与思考。 　　“我们国家虽然也鼓励创新，但缺的就是鼓励创新的氛围，我们口头说得很多，但机制并不好，比如我们的科技项目申报制度就非常死板。” 　　尹卓看到，一些科研人员一年至少1/3的时间在跑项目。有项目才有钱，有钱才能做项目，才有科技进步奖，获奖才能晋升、评职称，一切都和跑项目有关系。“但地方政府在跑项目，科学家也跑，这样对吗?” 　　尹卓认为这种评价体系是不科学的，“人为的因素很多，各单位都在报奖，但衡量的角度未必是科学，而是部门利益交换。为了评奖还很可能贿赂评委，科研腐败现象就这样产生了”。尹卓说，这都把人引向了名利方向。 　　“这类现象我也接触了很多，所以我不再参加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工作。因为如果你拒收礼品，而对方最后又评不上奖的话，今后找原因很可能就找到你身上，这非常恶劣。” 　　那么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尹卓认为，但凡国家大的项目，比如十六个重大专项，都不应该参评科技进步奖。“像大飞机、‘大运’这样的项目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需要几个大的团队协作完成，有的团队解决了材料的问题，有的解决了工程的问题，但他们都未必能评上第一位”。 　　他特别提到了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青藏铁路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是在高原冻土带，如何解决路基不开化的问题，因为只有冻土带的基础稳定，才能保障铁路几十年的运行。 　　“但最后得奖的是铁道部建设项目，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科研人员，他们不知道排在多少位。” 　　尹卓认为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现在的科研经费可以购买科研设备，却不能用来奖励个人。“科学家的‘人头费’太低，科技含量越来越大，人的智力也越来越高，但我们却是见物不见人——进口仪器好像买得越高档越好，很多都浪费在那。” 　　由于“人头费”极少，一些科研人员不得不找歪门邪道，“现行的科研管理机制不是按科学规律走，而是行政管理的一套办法”。 　　“交给科技专家管理不行吗?”尹卓发现，政府管得非常具体，但凡大的项目，都要放在财政部审批。“财政部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一个一两亿元的项目都要具体管。要知道管理就是权，权就能换来利益，把审批权去掉了，利益也就没有了。” 　　尹卓认为，应该是项目搞完了，财政部来研究审计，“发现有问题，该抓就抓、该判就判，但应该让科学家有支配科研经费的自主权，要相信科技专家，他们都是在为国家拼搏”。 　　少将的改革“药方” 　　尹卓对科技创新的关注与忧思，与他年少时未曾实现的理想不无关系。 　　采访中，当从记者手中接过《中国科学报》人物周刊的样报，看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报道时，尹卓说自己也曾希望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45年9月，尹卓出生于延安，父亲是开国少将尹明亮。中学时代的尹卓在北京市首届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斩获名次，当时给他们颁奖的都是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和竺可桢。“最早我想学军工，但根据当时的分配，学校让我去法国学了外语，当外交官。” 　　两次在法国军事院校留学，精通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尹卓此后成为国家军事战略决策专家组成员。 　　在担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所长时，尹卓接触过不少国防科技，他说：“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是在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技术则是把规律应用到实际中去。”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在技术上取得很大的进步，关键就是巨大的科研投入。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思考，促使尹卓不断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声。 　　尹卓曾提交过一份关于科研体制管理的政协提案，他认为，应该搞两条线，一个是官员担任的指挥长制度，他们负责调配车辆、物资、器材等 另一条线是总师制度，主管技术，包括项目的申请、完成到最后的验收，都应该由科学家来负责。两线并行，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同时总师应该是党委成员，对人员物资分配有发言权。 　　尹卓说有很多人非常赞成他的意见：“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参加过那场讨论会，我讲科研管理的决策要科学化，不要用过去一套行政的办法管理科研，我当时还用了一个比较尖锐的评论：‘现在的体制问题叫逼良为娼’，逼着你作假”。 　　“李克强同志听了以后笑了，在和委员握手的时候还说记得我，听过我的发言。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也参加过我们的讨论。”尹卓回忆说。 　　尹卓表示，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推进到今天，同广大科技界政协委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已经有了一些效果，但根本的扭转暂时还没有做到”。 　　在尹卓看来，科研体制需要逐步改变，这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他相信，有了新风气以后，科技界从科技部，包括牵涉国家十六个重大专项的农业部、卫生部、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和工信部等大部委都会有些新气象。 　　“做电视，只是副业” 　　尽管在电视镜头前频频亮相，也拥有不少忠实观众，但尹卓说自己并不属于电视明星的那一类人。“个人影响力?我没考虑过。我们不是电视明星，不是职业媒体人。” 　　尹卓曾参加中央电视台《防务新观察》、《今日关注》、《环球视线》以及央视新闻频道最近推出的《军情时间到》等栏目的直播和录制，这些由他主持或担任特约评论员的节目深受观众喜爱。而这十余年的经历，也将尹卓磨砺成一名合格、有责任感的媒体人。 　　尹卓强调自己还是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的主任，每天考虑的事情是先把首长和海军信息化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完成好，比如调研、规划和审查，出席些会议。“然后才是做电视，它只是我工作附带的一个任务，是副业。” 　　在央视参加节目始于1999年，他参加了几期央视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战况点评。尹卓“没想到收视率还挺高”。2004年，央视希望开播一档融知识性、专业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个性化军事节目《军情连连看》，就又找到了他。 　　“海军司令政委说这是扩大影响、完成宣传任务的好方式，非常支持。”经过总政的批准，军队给这位军事专家下达了外宣任务——出任《军情连连看》栏目的主持人。尹卓说：“当时合作得很好，团队很精彩，选题也是年轻人感兴趣的。” 　　后来央视其他频道看到尹卓的节目也觉得效果不错。“可能是觉得还可以用用我这个人”，这些频道想做由尹卓担任评论员的直播，于是中央电视台向中宣部报告，经过中宣部的审批和总政的批准，尹卓获得了“央视特约评论员”身份和由总政李继耐上将颁发的“常备外宣专家”聘书。 　　作为央视特约评论员，尹卓说这不光是为了完成军队的宣传任务，而作为中国媒体人要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像我只负责一部分评论，其他事件都不随意评论，这是我做媒体很长时间以来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只是媒体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局部”。 　　有一回央视希望尹卓能够在电视台里值班，让他碰到突发事件都要上电视讲，“第一次就碰到了H5N1禽流感”，但尹卓坚持自己只负责评论军事和国家安全，再扩大一点的话，就是只限于战略形势方面等国际关系问题。“我只谈这些，因为我个人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积淀。每个人都不是圣贤，应该很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言行。” 　　尹卓的节目基本都是在晚间九点半以后播出，这是因为根据央视的收视率调查，发现晚间看节目的往往是专业人士，尹卓则说做电视节目是一门科学，“22点以后体力劳动者往往早就睡了”。 　　尹卓说，观众的专业性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和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你的听众中都有非常专业的专家在，他们会审看你的每一句评论。” 　　他举了个例子，2005年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军演，尹卓讲到中国的直升机要飞过阿勒泰山到达俄罗斯境内，需要通过海拔足有4000米的高原和高山，很可能产生飞机结冰的问题。“我在里头讲，中国的海豚直升机有除冰装置，但节目一结束，就有一个在俄罗斯专门做直升机研究的博士后找到了我，说要纠正我的说法”。 　　根据自己在海豚直升机飞过52个小时的经历，还拿出了自己的飞行手册，这位博士后与尹卓通话一个多小时，阐述自己的观点，尹卓则又约了第二天的时间同他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尹卓回忆说：“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都有除冰装置，但我们在海边使用的直9直升机(属于海豚直升机的一个系列)，没有安装除冰装置。” 　　探讨过后，尹卓的认真、专业与诚恳让这位博士后感到满意，后来两人还经常交流心得。 　　“要当兵就当战士” 　　在电视台做节目，尹卓说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责任感。 　　“做电视不是个人行为，我首先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对舆论是有引导作用的，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有些节目是直播的，话一说出口，想收就收不回来了，而且一旦出现问题，个人根本负不了这个责任，你是没有机会辩白的，所以责任感必须是第一位的。” 　　他特别提到了“阿拉伯之春”：“我就不赞成这个说法，在政治上我很反感这个词，因为这是很正面的评论，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之春’一片叫好”。但尹卓感到，利比亚战争之后，春天并没有到来，“我看到的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复辟，对整个中东都是如此”。 　　尹卓看到，尽管被推翻的确实是独裁血腥的政权，“但推不推翻应该是别人国内的事务”。 　　这些所谓的中东问题，是否对美国有利?尹卓认为这股浪潮很可能在今后对以色列的威胁更大。“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核心政治利益，不就是能源和以色列的安全吗?” 　　有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很赞同尹卓的看法，“当时他说，想不到我一个搞军事评论的，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如此独到深刻，我认为写报告就是要从这些角度写，认认真真地分析，坚持中国自己的声音”。 　　在与尹卓对谈的短短一小时中，他的电话就响了4次。“《今日关注》节目组今天的电话比往常早打了一点，下午4点还有个《环球视线》的直播约定电话。” 　　面对已是一头白发的尹卓，记者不禁好奇，这样满满当当的行程，会不会让这位少将感到辛苦。 　　“行程安排上我倒是不会觉得累，怕累的是，工作可能占据我的周末时间。”尹卓说，除了海军给自己安排的会议必须参加外，他从不把工作带到家里去、占用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每周日上午，他都会去探望自己的岳父，“带他上外头吃顿饭，聊聊天”。而下午，尹卓则会抽空去看望自己的小孙子。 　　“我坚持工作和生活分开，因为人的精神需要在生活中才能松弛下来。”设想退休后的生活，尹卓说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和爱人去旅游，两人都很喜欢旅游。 　　谈到旅游，尹卓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天南地北地走，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 　　小学六年级那年，尹卓12岁，曾经一个人从南京坐火车到北京。尹卓表示自己的自立精神是与生俱来的。 　　“初中的时候父母在开封，我要在郑州转车才能到家，当时是困难时期，没有饭吃，我手上只有几块钱。晚上到开封是八九点钟了，出了车站很黑很荒凉，我要自己走回家，从来没有大人接你。” 　　作为干部子弟，尹卓说自己小时候多少有一些优越感，但当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优越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当时考得很好，小升初考了199分，以为自己已经够优秀了，但到了班里一看，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在那种环境下，尹卓很快就能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上。 　　1968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尹卓选择了参军，选择在部队从基层做起也是这种心态的延续。他说：“要当兵就要当战士，不当战士你绝对什么都学不到。”

“烟草院士”的评选风波尚未远去，近日，一项与烟草有关的科学研究再次将烟草字眼与科技荣誉捆绑在一起，引发一番争议。 　　国家发明专利42项，软件著作权3项，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4篇，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在还未像今天这样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之前，《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以下称“中式卷烟”)这项研究就已经斩获颇丰，这一次，它盯上的是一块更大的勋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上月，中式卷烟研究出现在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公示的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受理名录中，与其他800多个项目一决高下。此举顿时引来一片争议之声，“荒唐!”“给卷烟加香的烟草商也能评奖?”以控烟人士为代表的反对者率先提出了异议。 　　在这场争议中，有人调侃，骂声一片的烟草项目不花毫厘却占尽各大媒体版面，使得原本被明令禁止广告宣传的烟草业反倒成了最大赢家。争议的当事人该项目推荐方中国烟草总公司则一直保持沉默。4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该公司，对方表示对此无可奉告。 　　烟草类研究10年7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去年，谢剑平以“降焦减害”为成就之一当选院士。当时，控烟人士站在了质疑队伍的前列，他们的板子打在“降焦减害”这一科技的真伪上。 　　而在此次备受争议的中式卷烟项目公示材料中，“创造性”、“首次”字眼频频出现：“实现了卷烟风格特征的系统、规范和定量评价，填补了中式卷烟风格特征感官评价的空白”、“首次以风格特征评价结果为目标导向和判定依据，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式卷烟系统调香"理论”等。 　　从技术层面来看，该研究参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似乎并无太大异议。然而，这正是让控烟人士所担心的地方。 　　在该项目的公示材料中，一组数据引人注意：“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新增利税1421.8043亿元。” 　　有网友就此评论：“堂堂中国，世界第二经济体，为了几根烟卷的蝇头小利不惜甘愿毒害13亿人民的长期健康?” 　　控烟人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委会原副主委吴宜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1700多亿元利税背后，是更多鲜活的生命在惨遭荼毒。 　　“我是一个过去、现在都受到二手烟危害的人。是一个和不尊重别人健康权、不遵守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人较劲的人。让所有的人远离烟草是我的追求。”吴宜群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中式卷烟项目出现在国家科技进步奖受审名单上，让这个多年致力于控烟的人感到失望，她甚至称这是“又一个奇耻大辱”、是“科技的堕落”。 　　不过，这并非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一次向烟草类研究敞开口子。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属《中国烟草》杂志发现，一篇题为《中式卷烟减害新探索》的文章列举了新世纪以来，全国烟草行业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名单，包括2002年《红河卷烟厂自动化物流系统》、2003年《提高白肋烟质量及其在低焦油卷烟中的应用研究》、2004年《根结线虫生防真菌资源的研究与应用》、《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究》、2005年《二醋酸纤维素浆液精细过滤及高密度生产技术研究》和2010年《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加上该文章并未提及，但同样在2010年获奖的《烟草物流系统信息协同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10年来，烟草行业已陆续有7项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但这7项研究中，明确提及降低卷烟有害成分、减轻烟草对人类危害的研究，仅有两项。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月18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共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337项(人)。其中，上海共有51项(人)牵头和合作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获奖，占全国获奖总数的15.1%，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占比。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工作进行改革，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数量减少25%，并首次设立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肝癌临床与基础集成化研究创新团队”获此殊荣。 　　在本市获奖项目中，高校获奖科技成果占本市获奖比例为49%，企业占31%，研究院所占20%，体现出本市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主体地位逐步显现。21项惠及民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上海获奖“大户”，占本市获奖总数的41.2%，如中山医院樊嘉教授等人历时10多年，完成肝癌肝移植702例，突破了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防治及其关键机制，使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由应用前的56.1%提高至65.9%，显著提高了肝癌肝移植疗效。再如，复旦大学宋志坚教授等人研究的神经导航系统能够借助图像引导空间，术前进行手术仿真，术中实时引导医生实施手术操作，不仅可以将肿瘤完全切除，还能对重要神经结构做到精确保护、免受损伤。该成果已在全国20多家三级甲等医院获得推广应用，成功实施神经导航手术1万余例，病例涉及胶质瘤、脑膜瘤、血管瘤、骨纤维结构不良、齿状突畸形等高难度手术。 　　在首次设立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中，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肝癌临床与基础集成化研究创新团队”获此殊荣。该团队由我国肝胆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吴孟超院士领衔，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和郭亚军教授共同担任本团队带头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标志性成果，包括：创立和完善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对肝脏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创建了肝癌治疗多种新模式，提高了中晚期难治性肝癌的治疗效果 发现肝癌发生发展的关键机制等，极大地提高了手术成功率和术后生存率 建成了国际最大、院所合一的肝胆肿瘤诊疗和研究中心，奠定了我国肝胆外科的国际领先地位，为国内外培养2000余名肝胆外科专业人才，推动了我国肝脏外科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