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奶粉的隐喻

但是，当后台的幕布突然被揭开时，人们发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在那儿，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难去责难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河北一位奶农说，他从不让孩子喝奶粉，“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没有给牛奶掺假，是因为“因为牛养得少，容易被发现”；三鹿集团在得知婴儿患者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然后封杀可能的消息，他们之前因此成功过，如果运气好，这次仍会过关；一些医生们怀疑这些患上肾结石的可怜婴儿，可能与他们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关，但他们不知该向哪些部门做出反应；一位湖南患者的父亲在七月曾独自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获得了三鹿奶粉的检验报告——合格；而卫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肾结石婴儿”增多的报告，怀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卫生部“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它没有上报国务院，也没有通知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此刻的北京，笼罩在一片奥运将至的亢奋与紧张中，它不希望坏消息来干扰；一些地方媒体零星报道了婴儿因肾结石死亡的新闻，但是没人想到它们是更大的悲剧一部分，也没有记者深入追踪这一切，中国新闻界既缺乏这样的能力，也知道经常这样做了可能也徒劳无功，这些消息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其他新闻里了……

这一切的突然转变，是因为新西兰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兰公司拥有三鹿集团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当它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后，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国政府，但没收到明确答复。到了九月八日，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了关注。“外交无小事”的因素开始发生了作用，而且那气氛紧张的奥运会已过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到来了。官员开始下台，媒体报道蜂拥而至，企业被严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业都卷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发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奶制品企业集体宣布要确保质量与诚信。他们做出个犯错学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过书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荒诞——质量与诚实，最基本的要求，变成了最高的准则，这就像是一个学生诚恳的说，从此后我再也不殴打别人、侮辱老师。

[被屏蔽广告]你也猜得到他们忏悔的对象是谁，不是面对公众，而是面对政府。他们知道其中的轻重缓急，谁是其真正生死的决定者。他们在广告牌上大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但是他们知道提供给中国运动员、航天员的牛奶是特殊的，它与市场上所销售的不同。在私下，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一家商业机构，能出淤泥而不染。

总有人要承受这破产带来的后果。在一份杂志上，我看到了蔡冲的黑白照片。他圆圆的脑袋上戴着个小帽子，上面还扣着一副太阳镜。他有一个扁扁的小鼻子，眼睛黑亮亮的，正专注的盯着什么在看，嘴巴抿起来，看起来挺认真。要再过几个月，他才会长牙，才会学着说话。他的父母等不到那些喜悦的时刻了。七月十六号，这个小家伙离去了，外科医生从他的尿道里取了两颗米粒大的结石。他或许还不知道痛苦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失去了生命。他的父亲买来的四箱、六桶装的三鹿奶粉，还有四桶没有打开。仅仅六个月大。那时，还没人直接将死因和他喝的奶粉联系在一起。

这个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选择三鹿奶粉，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名牌，又价格低廉。就在这些父母惊慌失措的拥挤在医院门口，等待为自己怀中婴儿测试时；另一些父母则相当平静，他们的宝宝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的竞争是如此的激烈，人们是如此迷恋特权。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层，才可能过上一个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权，才可能尽量减少生活中残酷一面对你的压迫，或许正是因为饱尝那些压迫，那些人一旦获得特权，立刻表现出变本加厉的冷漠和傲慢。

“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所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在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的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销自己的产品。

于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自身成为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二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的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被屏蔽广告]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的共处与建设能力。于是，而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巨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但是，那些地下的幽灵终有一日将来报复你。事实上，我们不正遭遇到报复吗？在三鹿集团辉煌业绩的背后，原来是幼小的生命的代价。你只能暂时庆幸，它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种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经笼罩了所有人吗。在名为《中国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读到这样的话：“早晨起床，掀开黑心棉作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过了期、碘超标还掺了三聚青氨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条，外加一个苏丹红咸蛋，在票贩子手里买张车票，准时赶到地下烟厂上班，九点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机看股票从6124点跌到1240点，中午在餐馆点一盘用地沟油炒的避孕药喂养的黄蟮……”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从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开始，我似乎谈论了太多的令人不安的东西。下次，我们以美国的赫伯特·克罗利为启示，谈谈我们的希望。

（作者的邮件是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
太可怕了,以后都不要奶粉了.

不知道以后的孩子们，人们该喝些什么

牛奶行业从事豆腐加工更好一些：做得太稀就卖豆腐脑，实在太稀就卖豆浆！冷凝剂加多了就是北方豆腐，更多的话成豆腐干！卖不掉也没关系，放两天再去卖臭豆腐！

哈哈，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