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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2010/06/28
前不久,《珠海特区报》记者走访发现,因为区域内没有农贸市场,或有小型农贸市场但无法满足需求,珠海市民不得不开车去大市场,一次买足一个星期所需的食材。青菜就在地摊上买,将就一下;肉类不敢买“走鬼”的,要乘公交车去南坑市场买,一天去一次。在翠景路边开了一家小店的陈先生说,在三台石路、人民西路、红山路、翠景路围合区域,只有一个香隆市场,里面档口少,肉鱼等只有两三家卖,菜蔬品种也少,而且价格也贵。于是,陈先生只好每天早上坐五六站车去南坑市场买菜。
“每天坐五六站车去买菜”,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方便。这些年,珠海市的外在形象、综合指数得到了巨大提升,可在宜居氛围等细节方面,仍有差距。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专业、温馨的公共服务和内在幸福,所以,政府应时时刻刻将群众的生活感受和生活需要放在首位,一切公共行为围绕群众衣食住行等需要出发,与群众达成和谐默契的共振。这就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的:“是否有购物、饮食、服务的便利,是否有吃早点、配锁、修车的地方,还要上学、看病、上邮局、上银行方便,不仅要方便,而且还要便宜。”这种富有人情味和人文气息的城市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
可受到“形象论”的影响,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城市形象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就有183个曾经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这种进步和飞跃当然是好事,可形象发展的同时,城市发展细节、公共服务以及宜居氛围的营造如果跟不上,就好像一个人浓妆艳抹却气质粗糙,毫无书卷气。换言之,城市形象只是城市外在的精神表现,而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是最重要的。
“每天坐五六站车去买菜”本来是个小问题,如果政府缺乏宏观规划,缺乏相应的农贸市场,这个小问题就会升格成为大问题。群众开车买菜付出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要比菜贵重得多。这就会给群众生活带来很不方便的影响。正如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所言:“一个仅仅追求雄伟、高大、美丽、一尘不染的城市,可能是一个‘宜看城市’,绝对不会是宜居城市。归根结底,城市主要不是供外人观赏的,而是供老百姓生活的。”“如果我们的城市成为主要供人观瞻、显示成就的绚丽窗口和舞台,成为主要为满足观光客的趣味、炫耀城市虚荣心的容器,那么它必然离民生越来越远”。
这一点,我们应该借鉴欧洲一些著名城市(如苏黎世、日内瓦、温哥华、维也纳等),虽然不是特大城市,但它们的知名度、宜居指数、城市文明程度却非常高,成为温馨幸福的精神家园和福利乐园。具有深厚的城市文化和文明程度,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历史风貌等,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城市发展最需要关注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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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2010/06/28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说我们要打造多少的花园城市,建多少高楼大厦,造多少高架桥或者高速路,不是让老百姓觉得自己‘被现代化’、‘被城市化’,而是要打造真正的‘人的城市’,让城市更有生气,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眼下的城市化之路的很多逻辑都是错的。但这可能并不是上海世博会提出这句口号的本义,而是我的理解。”姚洋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物的城市化”还是“人的城市化”
作为发展经济学专家,在姚洋看来,目前那些一味强调“物”的城市化理念其实十分落伍。“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但上海的城市文化并不好。它一直标榜自己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喜欢展现自己高楼大厦的现代化的一面,然后把那些关于棚户区、关于小弄堂的记忆通通抹掉。”讲到这里,姚洋提到了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碟中谍3》,这部在上海取景的电影,因镜头中一闪即过的上海街头“办证小广告”的场景,而被认为是破坏了上海形象,最终被剪辑之后才得以在内地公映。而那些混居在城市底层的人群,那些杂乱的城市角落,或许,才是一个城市真正有生气的地方。
在姚洋看来,上海浦东设计得“其实相当的糟糕”。城市被人为地切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各司其职,而它们之间的距离只会让试图步行的人们望而却步,只好求助汽车进行区域间的穿行。除了零星的几个观光客,几乎没什么人有兴趣欣赏一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其间零星点缀的绿地草坪。下班后,像陆家嘴这样的著名金融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一座“空城”。“从‘物’的角度来说,上海的浦东很现代化,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里根本不像是一个城市。”
“相比起来,浦西就要好一些。这里有很多不错的改造。比如泰康路的田子坊。”1998年前的田子坊还是马路集市,后来在画家黄永玉、陈逸飞等人的主导与改造下一步步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些老旧的石库门建筑,狭小的街道弄堂,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不像是中国很多城市的旧城改造,将一切推倒重来。事实上,陈逸飞他们刚到那儿的时候,就是租下个工厂,下面办画廊,楼上还有人家。商业和居民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就像是一幅城市浮世绘。在我看来,那才是‘人的城市’,可以商业,但充满了人的气息。”
“我们‘被城市化’了!”
“套用一个时下流行的概念,很多人实际上是‘被城市化’了。对于城市中的普通百姓而言,城市化可能并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诉求。”
“比如那些住在北京老城区里的居民,他们可能几户人合住在一套四合院,用水、用电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但如果他们自己觉得住在那里很快乐,我们就不应该强迫他们接受改造,让他们搬走。当他们自己觉得住着不舒适、不快乐,并且有物质能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时候,政府再实施‘城市现代化’就是一种‘水到渠成’,因为政府在做的就是人们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
“不过,让人高兴的是,很多地方的旧城改造正在放缓,也不再是一味的推倒重来,开始有人去注意那些不是一眼就能看到,但能给人们切实地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东西,比如北京正在做的轨道交通,地铁不是人们走在大街上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但却实实在在的带给人们出行的便利。”
总的来说,“城市化”应该是去做那些大家想做、大家觉得该做的东西,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城市化,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不是一种“被城市化”的无奈。
一流城市,路在何方?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城市化,都是一种‘物的城市化’,一种把‘人赶出去的’城市化。”每一座城市都在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每一座城市都开始变得面目相似,我们很难再分辨出属于它们自己的地域的、文化上的个性。“昆明的旧城改造就是一种‘把人赶出去’的改造。我不认同,也不喜欢。”在谈到中国眼下愈演愈烈的“城市化大潮”时,姚洋这样讲。“中国的城市总想把自己建成世界的中心。但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那真的就是我们想要的城市吗?”
“没人否认,纽约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一座一流的城市。但那里同样有低矮简陋的房屋,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充满生机的城市。15年前的纽约还有很多荒弃的楼房,后来,随着城市的复兴,很多人来了,这些空置的楼房又被利用起来,比如Soho一带就是如此。一流的城市必须由人来完成,而不是来自政府的强推。”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城市化的确能给我们带来很实在的好处。一是能改变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城市化能够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是出口之外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部引擎。二是能够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想要进城的农民能够充分的实现自我流动,而那些希望留下的人们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农村应该走的是‘低度发展,高度和谐’的道路,不是所有的农村都要被城市化,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实际上是一种极度浪费的发展模式。今年,政府很可能会出台新政,1.4亿城市移民的生活问题很有可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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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2010/06/28
嘉宾: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城市规划师
董光器
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
刘维新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宜居城市蓝皮书: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目前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您认为北京是宜居城市吗?宜居的标准是什么?
杨保军:北京现在离宜居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差距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差距是三部分:一是生态环境。这些年北京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感觉北京的大气质量比过去好转了,但生态灾害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了春天沙尘暴还来侵袭。
二是交通问题。北京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却过多地依赖于私家车解决交通问题,而一般来说,大城市的出行尤其是上下班是要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尤其是要以大运量的轨道交通比如地铁、轻轨等。
三是住房问题。尽管北京建了很多住房,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的人群还是供房不足。
董光器:北京现在还不是宜居城市。我理解的宜居城市,简单来说就是安居乐业。安居的第一个条件是要人人有房住。但是对北京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安居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结构要完善。要有良好的社会服务环境,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向弱势人群倾斜。
所谓社会结构完善是指看病方便,买东西方便,上学方便,安全有保障,各项服务及时到位。北京存在的问题是:重住宅建设轻服务设施的建设,很多地方建了住宅,上学没地方,买东西没地方,停车没地方,很多服务问题没有解决。
第三,从生态环境来说,北京高层住宅建得太多,比例太多,也不宜居。
所谓乐业就是要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让大多数人都能就业。从现在看,北京的就业岗位比例还是比较低的,还不到48%。北京1500万人,其中就业岗位合理的应该超过50%,至少有75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安居和乐业这两条解决了,目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宜居了。
宜居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无止境的。但根据我们的国情,我们现在的设想是:每个人有30平米到35平米的住宅,每个人有15平方米的公共绿地,再加上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社区每5个人就有一个服务人口(现在是6、7个人有一个服务人口),这样就算达到了宜居的标准。
刘维新:北京现在还不能称为是宜居城市。因为北京市周边虽然建了很多诸如回龙观、望京、通州等很多居住小区,但这些人都在城里工作,导致了城市的交通拥挤,效率下降,这点和宜居差距太远了。
宜居有两条关键标准:一是生态环境比较好;二是居住地和工作地路程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如果北京这样上班来回路上4个小时,谈不上宜居。如果环境污染很严重,堵车很厉害,也不能算宜居。北京下一步设想是根据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思路提出来建设宜居城市,规划建设11个城区要达到50万到100万人口的规模,但是这个设想很难实现:一是现在土地大量被占用,调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在顺义规划要建设成为工业化发展城市,以物流和加工为中心的城市,而这个地区现在却盖了大片的别墅区,把土地占了很多,加工区应该是以工人居住为主的,现在这些工人居住的地方没有。第二是分散管理。各区搞各区的,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来完成这个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设想。
宜居城市理念应和科学发展观吻合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保军: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的目标,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要回归到城市的本源。我们从农村等其他城市聚集到城市来,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让我们过得更好,为此我们需要多方努力,其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手段。
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赚更多的钱,但这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步。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恒久的价值还是应该是适合人群居住的地方。宜居的内涵要有所延展,不仅是住的问题,住离不开外部的环境、交往、工作、休息等,涉及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用宜居来衡量一个城市,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大小。
第二,宜居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人居环境虽然已经重视了,但是还是没有放到首位考虑。当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用牺牲环境的代价来取得经济增长,所以,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我们强调以人为本,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第三,北京提出宜居城市理念对全国是有着一定的示范和表率作用的。如果北京宜居城市的理念能够得到其他城市的重视,对于改善我国的人居环境有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打造“宜居城市”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有哪些可供借鉴?
董光器: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经验最好的是新加坡。首先,买组屋的人收入有规定。在新加坡,经济适用房叫组屋,而买组屋的人收入不能超过多少,否则就不具买房资格。新加坡的主体结构是经济适用房,政府设有一个租屋发展局,专门解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问题。至于商品房,开发商愿意怎么盖就怎么盖,政府只根据政策批租土地。
其次,新加坡的住宅公积金建设得比较好,给低收入家庭居住提供了很得力的保障。如果我们能够把新加坡的经验学到手,就很不错了。
杨保军:首先,国外的大都市都有一个口经验。人口不能无限增长,到一定阶段要实行分散战略;二是大城市的空间不能是单中心的。到一定阶段,要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如果是单中心都给包死了,一圈圈给捆住了,那最后这个城市的中心也要窒息;第三,这种大都市地区,一定要实现公共交通优先的策略,要依靠公共交通。
刘维新:国外建设“宜居城市”主要靠杠杆来指导,比如,国外想发展哪个城市,发展哪个产业,就利用税收杠杆,采取减税、免税的方法。如果要限制哪个行业,就提高税率。而我国多是采用行政手段、规划手段来实现的,跟市场经济运作,就不是完全吻合了。
但目前北京的情况,完全用杠杆限制也限制不住,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办法。从目前看,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增长只是一种口号,实际上政策又在实行购房入住政策,这与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是相违背的。
下一步北京的工业发展,应该和天津联手,重点扶持天津,把北京和天津培育成为华盛顿和纽约这样的关系,才能真正发挥北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