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度量衡制度之变:从“黄钟”到“米突”

泊来的“原器”
1907年,清廷命令农工商部和度支部,在6个月内拿出重订度量衡的办法。1908年,两部议定以当时正在国际上流行的“万国公制”作为重订中国度量衡的依照标准,同时行文给驻法大使,商请国际权度局定做营造尺(32厘米)和库平两砝码(37.301克)铂铱合金原器和镍钢副原器各一副,1909年(宣统元年),该原器、副原器经国际权度局准确校准、给予证书携送来华。
三年后的1912年,福建青年吴承洛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随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入里海大学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
清廷覆亡后,划一度量衡计划并没有中止,更有人提议,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应直接采用米突制。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权度法》,规定把营造尺库平制、米突制作为甲乙两制并行推广,但是国内局势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状态,这次重订度量衡同样收效不大。
此时,那些庚款留学生正学成归来,并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在知识、精神上的新领袖,一切正如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催促罗斯福尽快采取措施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一样:“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1920年,吴承洛回到中国,在随后的数十年,他身上的光环也许不如留美预备班那些同学那样炫目,或许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在经过民初以来十多年的思潮澎湃和社会动荡之后,社会各界对于这个如此残破与分裂的国家早已深感痛心,而国家的制度一体和贸易流畅,度量衡是一个前置的条件,而这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1927年秋,吴承洛召集同人成立了度量衡标准委员会,研究如何让利于工业生产和贸易开展的米突制在中国扎根,在他看来,在使度量衡这一“科学家及工程师的基础工具”变得标准化后,进而就可以紧随世界潮流,进行中国的工业标准化运动,使中国实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本着统一、建设国家的需要,南京国民党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这股来自各方的重订度量衡热情。早在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通过了要“划一度量衡”的决议,因为这与实业建设和“国民福利及国家政治,均有密切关系”,接下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每光复一省,就把划一度量衡列入该省政纲。

矛盾中的“划一”
1928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成立,并奉令承办度量衡划一工作,吴承洛即入职工商部,迅速筹办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向社会征集划一度量衡方案。
1928年7月18日,《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发布,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度量衡法》,规定民国度量衡采用米突制为标准制,同时暂设过渡性的市制,作为标准制的辅制。
标准制和市制的关系如下:
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
这个被称为“123”制的方案,吴承洛是倡行者和执行者。在确定这个方案之前,他曾详细地给时人分析过这个方案的一个突出优势,那就是通过“一二三”的简单换算关系,把标准制和市制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既照顾了民众的传统心理,也有利于标准制的推广。
《度量衡法》的施行日期为1930年1月1日,依照计划,全国应在6年内完成度量衡划一。其中又做特别规定,国家公务机关要先行在1930年底前完成度量衡划一。
全国度量衡局在1930年10月成立,设总务、检定、制造三科,以吴承洛为局长。当年秋天,首批度量衡检定人员毕业,分赴各地推广新制度量衡。
四川省度量衡检定所成立较晚,时在1935年,地址在成都实业街,第一任所长是马相文。一名来自荣县,叫江锡权的检定员回忆,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所长吕相文讲话中,曾引用一个例子说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他说,日本在“九·一八”进攻东北时,张学良发现自已武器库中所存子弹与部队使用枪支不合。原来这些子弹都是东北兵工厂的日本籍技师按照其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划的计谋,故意按日本尺寸制造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能使用这种子弹,枪成废物。吕相文讲此例虚实难考,但意在强调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依照度量衡划一计划的日程安排,到1930年底,各公务机关都完成了划一,使用了“公尺”、“吨”等米突制计量单位来核算资产和资源,唯独海关和盐务是例外。
海关仍在使用“美加仑”、“英加仑”,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外交部及全国度量衡局多次与英、美等国协商,告之以“我国现已实行采用万国公制,海关所用度量衡亟应改正,实有充分之理”,如是一再磋商,在1934年2月1日,各海关的度量衡终于一律改用新制。
盐务部门改用米突制度量衡则遇到另一个麻烦,那就是与传统习惯的对抗,中国民众不习惯使用“公斤”、“公升”等新名称,于是盐务机关采用了作为新制度量衡辅制的市制,“乃能通行全国于各县市。”
就全国各区域来看,度量衡划一的情况正与全国度量衡局的预期相仿。现代经济活跃的大都市最容易推广新制度量衡。比如上海市在1930年3月即派员到南京受训,5月即制订出全市度量衡划一计划,8月正式成立度量衡检定所,开始依程序规定渐次开展各项工作。1931年7月,上海市提前宣布完成划一,“推为全国先河”。
到1935年,倍感振奋的吴承洛觉得划一度量衡“已由城市而达于乡村,除少数县份外,只待坚持到底,不难于训政完成之日达到全国初步完成。”
事实上,度量衡新制在偏远乡村的推广一直不容乐观。江锡权回忆,他所在的四川荣县推行新制总的说来是比较顺利的。而有些县就不一样了。例如隆昌县改用新秤后,麻纱贩子耍奸使滑的“摇钱秤”不能再要了(隆昌出产麻布,绩麻纱卖者颇多),乃借1936年天旱的机会,编造谣言,说“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是按别天下太平的笔画数制作的,象征“天下太平”。而今新秤十四两为一斤,象征“天下太干”,现在果然天干了。”并鼓动妇女们烧香拜佛求雨,殴打检定员,哄闹县政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保护南京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的一批精密仪器,吴承洛等待仪器装箱西迁后,才乘火车辗转到长沙。
而他所毕力推行的度量衡统一,也为战争所打断。到1935年7月,湖北汉口市召开大会,宣告全市完成划一,当场焚毁旧制度量衡器2万余件。许多县也较有组织地推行,使新制(主要是市用制)推行到全省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 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全省大部沦陷,省政府西迁恩施,度量衡机构全部撤销,人员星散,各地旧杂制又自行恢复。

“新标准”
1949年,旧政府面临全面崩溃,当时任商标局局长的吴承洛,为了不使他主管的重要资料流失,携带商标专利和重要图表6万余册前往香港。1950年初,吴承洛由香港带回北京,使全部资料得以保存无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设立度量衡处,吴承洛成为首任处长,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留在重庆的有关度量衡卷宗、器具和设备,继续推进度量衡划一和工业标准化进程。
1955年,63岁的吴承洛在北京病逝。在他的身后,1959年,国务院发布了《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立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但是允许保留市制;1960年以来,国际计量会议制定了由米制发展而来的国际单位制(简称SI)。“安培”、“开尔文”、“摩尔”、“坎德拉”等与“米”一样成为国际标准单位的基本单位;1986年7月1日,中国《计量法》开始施行,规定国际单位制的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时至今日,国际单位制单位已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所有人都在使用着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里生产出来的标有“190mL”的洗发水、“80cm×55cm”的地毯、“2.20kg”的笔记本电脑、“60W”的灯泡、“阻抗:32ohm”的耳机……各种各样的精准的计量单位成为全世界工业制成品的“通用语言”,并且把大众生活和现代工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