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世界：从手绘到摄影，生物科学中图像的意义

就读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人可能还记得，画图是普通生物实验常见的指定作业。第一次使用显微镜时要画出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细胞、草履虫，或其他微生物，图画往往是实验报告的必备项目，有些甚至要求不能直接画线，只能聚点成线。

大家与生物学初次相遇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虎克（Robert Hooke, 1635–1703）所画的软木栓细胞？记得那据说看起来像蜂窝的黑白格子图吗？

对摄影技术发达的当代人而言，手绘能力的要求显得不可思议——那不是又慢又不精准吗？毕竟人怎么能够跟机器竞争呢？但是，不只虎克身为自然的研究者须具备起码的绘画能力，20世纪的生物学训练也相当重视绘图。为什么？学生时代很少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慢慢思索绘图作为一种训练背后可能的意义。

实际上，图像在科学史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图像不仅引发人们对自然的迷恋，也是自然的再现，是事实的证明。虎克的显微图志是显微镜下所看到的生物图像，其中有些图像对当时的人如此的陌生与怪异，不管是像蜂窝的软木栓细胞、长尾管蚜蝇的头、跳蚤，还是蜘蛛，在显微镜底下看来非常超现实，简直就是古代的科幻影像，难怪会引起怀疑。然而，虎克的图像不仅是自然现象的证明，是知识生产的方式，也是虎克观察力的证明。

虎克之后，图像的重要性有增无减。19世纪下半期之后，图像成为展现客观性的重要方式。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英国18世纪的妇产科医师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 1718–1783）请画家画了不少妇产科的精致解剖图，详细呈现生产过程的机制。从这些图片可以看到，亨特透过画家想要传达的讯息——客观地呈现生产的生理机制，因此我们看到不同阶段子宫与胚胎的精确位置，连孕妇的骨骼与肌肉的纹路都画得非常仔细。

为了建立客观性，除了子宫的构造之外，内容是被截断且独立的骨盆腔，观者无法知道孕妇是谁，也没有周遭环境的描绘。简单来讲，这些图的构图策略是相当去脉络化的，也正因为如此而把子宫与胎儿打造成研究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客体化。去脉络化是建立在普遍化的预设上，也就是说，这个图企图代表所有的子宫，并且主张生产的机制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

直到20世纪绘图仍在生物学作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透过绘图，生物学生学习如何观察自然、如何再现自然、如何创造（生产）知识。在手绘图被摄影取代之前，生物学学生的学习是相当身体化的，他们要学习让手能够把眼睛所看到的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之下，他们的训练与画家的训练非常相像。

如此的文化似乎也跟着科学知识的全球化来到亚洲。例如，日本帝国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疟疾防遏技术员讲习班学员朱钧昌，他出身贫寒，幸运地考上疟疾防遏技术员讲习班，所领到的生活费让他足以安家，因此非常珍惜。

他所绘制的疟蚊图详细而精美，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珍惜他所拥有的机会，也可以观察到他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企图忠实地呈现疟蚊的型态与行为忠实地呈现疟蚊的行为（如叮咬时呈45度角）。这样的图也让观者看到疟蚊叮咬人的模样，以及了解疟蚊与疟疾原虫的关系。也就是说，疟疾被具体化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

又如，人类对于病毒的理解也是仰赖能把病毒视觉化的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e）。在1930年代之前，病毒的定义都是负面表列的方式，它不是细菌、是无法生存在生物体之外的、是微小而无法看见的。直到1950年代由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让病毒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也就是病毒的具象化证明了它的存在，成为可研究的对象。

电子显微镜所产生出来的病毒影像形成了新形式的病毒知识，因而促成了关于病毒定义的典范转移。此外，也了解病毒繁殖的隐蔽期，以及病毒的分类与命名。电子显微镜技术促成了病毒的可见性，影响相当深远，如果没有这个视觉化的历程，今日流感的分类与防疫措施恐怕都难以进行。

上述的例子，无论是虎克、亨特，还是朱钧昌，多多少少都遵从类似典范的知识生产模式——描绘自然、再现自然，较少介入自然。当代主流生命科学的知识生产则不然，以实验为主的知识生产就是基于自然现象的操纵。

另外，图像在当代的生命科学知识生产仍然占有重要性，但是已经不是手绘图像，而是摄影，且通常是数码摄影。这种种的条件孕育了当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论文造假的主要手段是在图片上动手脚。这样看来，有图未必有真相。

强调手绘图的过去与充满各种数码影像的今日，两者在科学家养成与知识生产的面向上有许多差异，但是图像依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