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2月20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黄菊、李长春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以其权威性和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此前，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和金怡濂五位院士已荣膺这一奖项。这次获奖的刘东生长期奋斗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从中国黄土的研究中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居于国际地球科学前沿。王永志从1992年起担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至今，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创者之一，也是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之一，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其他获奖人选和项目也一并揭晓。其中，“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8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酶转化法生产Rh2等人参稀有皂苷”等19项成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6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项成果获二等奖。美国数学家丘成桐、德国农业经济学家伏格乐、日本医学家水岛裕、意大利马塔切纳博士等4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刘东生，男，中共党员，1917年11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欧亚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东生1946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专家小组组长，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主席等学术职务。 　　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近60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 　　王永志　男，中共党员，1932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导弹设计专业，1992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 　　王永志1961年回国以来一直从事航天技术工作，先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1992年11月至今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是航天技术专家，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40多年来在中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科学技术上的突出贡献主要有：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参加了中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程和洲际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为中国实现火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发射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了巨大突破。 　　1992年以来，他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为2003年10月16日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载人航天的历史性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7年起，他作为“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1月，他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主持拟制了该工程七大系统的技术途径和主要技术方案。1992年8、9月，他代表论证组先后向中央汇报了工程主要技术方案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均被肯定。工程立项后，他即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主持了工程方案设计、初样研制、试(正)样研制和无人飞行试验，以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技术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他是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既能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又较好地把握了大局，将一大批热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了一支优秀的航天科技群体。他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王永志院士热爱祖国，将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老一辈专家的悉心培养下，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航天技术专家。40多年来，始终奋斗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树立了较高的威信，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院士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学说”，把风成沉积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层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并把过去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到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这一完整过程。 　　1958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他基于对中国黄土解释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至今，他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他发表的文章被SCI论文引用2800多次，2002年获国际“泰勒环境成就奖”。同时，他的研究成果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植被重建以及东部沙地治理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他热爱祖国，奉献于地球科学事业，在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努力进取，团结奋进，做出了重大的科学贡献。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成为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他领导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已成为我国及国际第四纪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他的工作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使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

刘东生院士是中国科学界的大家，更是一位慈祥、朴实、率真的老人。他今年将近90高龄，如果没有特殊活动，他一般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九点，走进他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中科院地质所办公室，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2006年2月22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笔者走进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与这位具有“大家风范”的科学家进行了3个小时的访谈。此前一天，刘东生院士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园区给研究生们上课。课程的名称叫“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球科学”。90分钟的课程，他坚持站着讲完。 　　“学地质能更好地救国” 　　刘东生院士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传奇性的大学。6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主要源于这所仅存8年之久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辉煌成就。和刘东生的谈话，自然从西南联大开始。 　　“在西南联大，我当初学机械，是因为当时受到了工业救国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业并不发达，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就萌发了改学地质的想法。”刘东生背靠沙发，春天和煦的阳光透进窗内，他像一位邻居家的大爷，讲述陈年往事。他说，有三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促成了他对专业选择的转变。 　　“抗战期间，国家需要大批铁矿。在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刘东生院士回忆道，易门铁矿1937年刚刚开采，但当时并不知道易门铁矿的真实储量和开采价值，当地政府就请了西南联大地质系谭锡畴教授前去勘查。谭锡畴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他根据当地的地质构造、矿产类型、矿藏质量、保存状态等，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值得开采的大矿。 　　“我们觉得很神奇。”刘东生说，谭老先生到易门转了一圈，就知道了那儿的矿产储量，决定了当地的命运。“我那时刚从中学毕业，觉得地质研究很神奇，很了不起，这样可以发现自己的资源，这对国家抗战非常有用。” 　　随后，不经意间看到的一篇文章，使他看到了地质研究与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当时，在昆明有份很有名的报纸叫《益世报》，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研究》，“这文章是我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讲，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走上哪条生活道路则充满着机遇和偶然性，这篇文章给刘东生启发很大。“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年轻时就这么一个挺简单的思维，使我通过这文章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云南秀丽的风景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放弃学习机械，改学地质学。 　　发生在1938年9月28日的日本对昆明的轰炸，使刘东生真正把自身的兴趣和国家的需求结合了起来。“这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我们当时躲在西山上看，20多架飞机从北边飞到昆明上空，炸弹直接投到西南联大的校舍。我们有个姓林的同学，是9月27日从天津到昆明的，28日当天躲在宿舍屋檐底下，房顶上的瓦经炸弹震动全部溜了下来，砸到他头上，当场死了。我们班当时好几个同学受了重伤。” 　　回忆起这些痛心往事，刘老的话语中带着沉重，“那个时候，我们抗战的心情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同学觉得，念书有什么用，干脆上前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下定决心不学机械了，改学地质，觉得学地质比学机械对自己更加适合，对抗战更加有用。” 　　今天，当我们回味这三件事的时候，会看到了一位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所作出的选择——自身志趣和祖国命运的充分结合。这是一种大敌压境、国难当头的年代，一个青年对自身专业所作出的恰当选择。 　　“选择最好”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学里，转系、换专业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成就了这位日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泰勒(Tyler)环境成就奖得主“转系”愿望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刘东生眼中究竟有什么特色?对今天的高校有什么借鉴? 　　“有关西南联大，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自己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同时大家都有一种‘选择最好的精神’，老师选择最好的学生，学生选择最好的老师。一方面，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最擅长的领域开课，学校也经常请院外的人来做学术报告 同时学生可以自己组织、选择自己的一些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志趣，选择最好的、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和课程。学工科的学生，也可以改学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学科，可以选那些文学、历史等方面著名教授的讲座。” 　　西南联大当年大师云集，真正在实践着“坚、毅、刚、卓”的精神。“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家给我们讲课，不是仅仅讲文学，而是将文学和国家局势、做人的道理结合起来。其他专业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讲授知识的同时，给我们也传授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刘东生说，听大师讲课可以使得自己研究的境界也跟着提高了。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制度上也富有弹性。“学工科可以救国，学文科也可以救国。但不同人有不同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可以学得更好一些，更容易出成果。”刘东生院士认为，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并不知道那个学科对自己更适合。这就需要给同学们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包括学生选择老师、专业、课程的机会，也包括选择学习方法的机会——西南联大给学生这种机会。 　　“我觉得，研究生院应该多请一些国际上的大师级人物，给学生造成一种比较高的研究的氛围。”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了，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研究生应该在课程、教师等方面有选择的空间。这不是随便自由的流动。今天的大学应该有个自由度，这样对学生可能更好。 　　要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刘东生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科学研究机构。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由从英国学成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地质调查所早期设在北京,后迁往南京。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又曾迁到长沙、重庆。从1913年地调所成立，到1950年撤消，这一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走过了37年的光辉历程。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和科学振兴的需要。 　　刘东生认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解放前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有三个职能，科研、地质矿产调查和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30周年的时候，当时物理学界、工程学界等的专家认为，当时的地质学是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带头羊。走向世界的前面。”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作为国立研究机构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何能一支独秀?“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比如抗战期间，发现了玉门油矿，对抗战发挥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地质调查所的光荣。另一方面，在研究方面，它不停留在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上。它立足于中国实际，站在国际同行的水平，和世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比如，杨钟健先生研究恐龙，以前国内没有人研究过，他一发现新奇的东西，就直接和德国古生物学家许耐(Huene)直接联系，发现和他所研究的欧洲的恐龙是一回事，他们两个人就有效地沟通了。这说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个水平上，杨钟健先生是站在国际同行之中、而不是之外的。” 　　这对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启发意义?刘东生说，“我现在鼓励研究生、年轻人，不要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国际同行从事的工作是两回事，而应该认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科学问题。要真正做到‘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买不到的“科班”生涯 　　“我们那时候毕业正式工作就来中央地质调查所了，算是‘科班’出身。”在地质调查所，“科班”出身的刘东生初期并没有直接从事科研，而是做类似于图书管理员和出版、校对等工作，无形中接受了一些科研工作中的基本功训练，继续“科班”训练的生涯。在他眼中，正是这些初级工作奠定了他坚实的科研基础。 　　“我当初愿意到图书馆去。在那个地方，我的收获之大，是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刘东生说，地质调查所和美国国家地质调查所(U.S.G.S)以及各国主要的地质机构都有馆际交换，世界各国地质科学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在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都能看到。 　　“以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为例，我从图书馆所收藏的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了解他们做了哪些研究项目、开发了哪些矿山，而是全面了解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对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它的经费来源，它的行政制度，甚至在科学普及方面中的地位。这个没有人教，在书本杂志里面也看不到。”刘东生说，“我在搬运那些不同种类的出版物的时候，有机会留心观察 便可以发现哪些是学术类的，哪些是科普的，哪些是给政府的工作报告，哪些是研究交流活动等等。” 　　此外，刘东生还参与期刊的校刊工作。“那时候，我在黄汲清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和侯德封先生主编的《地质论评》中作编排、校对等工作。我用了几个月时间，知道了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规范。这让我知道了写论文的基本规范。为许多年后我自己负责编辑刊物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刘东生在评价他西南联大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初期的工作时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一个作科研工作的准备阶段，得到了基本训练，使人能够对自己研究的未来做出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准备，所以这个阶段很重要。到真正的研究工作中，必须站在国际同行中，要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我在西南联大是学习阶段，在地质调查所是科研的准备阶段。这两个阶段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科研的基础。” 　　“黄土研究”承前启后 　　刘东生被誉为“黄土之父”。他认为这样的称呼并不确切。因为在他以前，他的老师们已经做过开创性的工作，他只是传承前人的工作。和他同时开展黄土研究的人，同样对中国黄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仅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他的学生和年轻人，才是真正现在和未来科研的主力。他仅仅是在科研的长河中承前启后的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和同行们经过艰苦努力，从描述黄土的沉积分布特征入手，划分出以中亚地区的岩漠为中心，向外依次出现巨大砾石组成的戈壁、粗沙组成的沙漠、细颗粒的黄土沉积等分带，确定了黄土沉积的来源和风成的原因。是他潜心科研60余年，查清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的问题，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 　　“我们要有个历史的心态看待科研成果。你的某个成果，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特定阶段的一个特定表现而已。我们仅仅在这个阶段、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停留、做出了一点成绩。”刘东生侧着身子，用张开的双臂比划着历史的长度，而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分寸显示个人的贡献，“比如，在中国的地质历史上，我们对黄土给了更多的说明。后来人在做黄土研究的时，他们可能会少花一点力气。正因为如此，我所做的黄土研究是承前启后的工作，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更要感谢年轻人。” 　　“我们的工作不可能从零开始。”刘东生说，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自己终生受益。正是他的老师的工作，开辟了黄土研究的道路。这些老师，除了业师之外，还有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给我很好的准备。“这个非常要紧。”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刘东生，在“承前”的基础上，也注重“启后”。在他身后，已经有一大批从事黄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这包括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他的学生中已有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刘嘉麒、丁仲礼、朱日祥。 　　“我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学我，他可以学其他人。我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给学生创造条件，给年轻人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规律。后来人总比前人强。我比我的老师做的工作多一点，不足为奇，现在的年轻人工作比我们做得好，也是应该的。” 　　刘东生说：“我们这样想，更要这样做。我们不能只看到今天的成绩，而更要看到未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在西南联大和地质调查所所受到的教育之一，就是那些老师们、研究人员经常或者可以说日常谈到工作，谈论的都是未来要有什么发展、应该做些什么。这就要求研究生要着眼于将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科学问题。” 　　“国家需求是我最大的动力” 　　刘东生所带领的“黄土研究”队伍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除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前人的积淀、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等“秘诀”外，刘东生认为，“这里面，也有个机遇。我研究的是中国有特色的黄土。” 　　“说老实话，我觉得真正支持我们的力量，还是国家的需求，国家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这些是我们的动力。国家需要我们做，我们就有信心。我觉得，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吃亏的感觉。这是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我自己问心无愧。” 　　“别人还以为我在说大话呢，”他愿意在这个春日的上午，面对着笔者的纸和笔而娓娓道来，并准确无误地转述给年轻的研究生们： 　　“我这样做是对得起人民。一个人在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需要一个支持你的信念。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最大的信念，这些信念可以支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我不需要外国人来承认我，我们对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就好。我们对黄土区的老百姓无愧。我们吃了他们的馒头，我们给他们做了工作。” 　　“所以，有人问我们，你几十年来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我说，国家的需求是支持我们研究的最大的动力。” 　　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研究生教育 　　刘东生给研究生们上的课，就叫“创新型国家建设时期的中国地质科学”。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他有独特的见解：“创新型国家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前进的国家，总有新东西出现的国家。我们不能靠别人替我们来研究、解决我们的困难。创新型国家建设，就是要自己来做创新，要自主创新。当然学习别人也是必要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最主要的是人才。” 　　那么，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怎样才能适应这一国家战略?刘东生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树立人才是第一位的观念，要树立未来观念。教育要和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这个非常要紧。 　　其次，要系统性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过去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就是基础的训练，基础的科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引导学生要有正确的科学态度。” 　　“对现在的研究生，很多人有相似的感觉，就是基础还很不扎实。主要原因是本科教育不够扎实。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老一辈的人，进大学之后英文已经很好了，用不着在研究生阶段学英语，再花很多时间学基础课。现在，研究生要用一年时间上基础课，这无形中缩短了用于科研训练的时间，这就自然降低了质量。我希望大学本科的教育应该大大加强。学生们在大学阶段应该把基础打好，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一个题目作研究。外语应该在中学、大学学好。”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中。新的东西正在建立，旧的东西还在运行，中间会有一个空档，这改进需要一个过程。”刘东生说，“比如，英语要学好，教育部必须对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提出一个系统化的改进方案。单靠某一个大学、研究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 　　第三，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不断失败、不断前进的过程。就科学本身来说，需要知难而进。这就需要一个人不怕挫折、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比如某种药品，作了数百次试验后才成功。“我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搬书、做校对，当初看来并没多少意义，但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在研究生培养中，要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 　　第四，身体很要紧。过去听前辈的学生们说，在国外，我们中国学生在大学里面比外国学生学习好，但工作之后，到作研究的阶段，外国人有可能几天几夜连续坚持做实验，都不在乎，但是我们好多中国学生身体就支撑不住了。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过程，身体素质本身也很重要。 　　“我一般让年轻人放手干” 　　几十年来，刘东生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学生及科研骨干，现都成为科研战线的领导和中坚。他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一直与年轻人在一起，认识到培养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的学生或比我年轻的一辈对我也很重要，教学相长嘛。在人才培养上，我一般让年轻人放手干，今后要靠他们争取更大的成绩。”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刘东生认为，“主要是要发挥研究生、年轻人的积极性。他愿意做什么，导师帮着做就好了。我研究什么工作，不是找研究生来做，我的研究生和我的科研并没有直接相关。” 　　“导师要放手，导师对研究生的责任是引导他们。要让研究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你对那个有兴趣，你才能做好。”刘东生说，他不赞成研究生帮导师干活的做法，但他认为，“导师从事一个大课题，和年轻人在一起做，在这个过程中培养研究生也挺好。” 　　刘东生认为，对研究生来说，发现自我、超越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有人从小志向就定了，有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有人是在失败后发现自己在另外的方面是成功的。要发现自己的志趣、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超越自己。兴趣、恒心、勤奋，都是从发现自己这儿来的。只有发现自己了，才能有兴趣，才能做出贡献、才能更进一步超越自己，这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气质和条件。” 　　刘东生说，现在对很多研究生来说，有些专业课在大学阶段学得不扎实，回到所里面也不能学，所以，在研究生院集中学习很有必要。此外，一些研究所圈子很小，在研究生院的圈子里面大得多，接触的面大一点，让学生接触的更广阔一点，通过接触、交谈一下对研究生更好一点。 　　对于研究人员上讲台的问题，刘东生说：我去讲一次课，要准备很久。许多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很忙，要他们花长时间准备课程也不现实。目前研究生院实行的夏季学期制度，主要是搞一些专题讲座，这样可以将前沿热点问题给研究生们讲讲。学校里也有些学术活动，这个很重要，这方面受到的教育有时候很大。 　　最后，刘东生院士自谦地说，这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一些简单的想法，并不一定有普遍的意义，“希望对研究生院和未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一点参考。”

近些年，我国仪器仪表产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发展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科学研究、国防建设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特别是许多关键零部件和配套设备,国外公司更是占有国内市场大部分份额｡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关键配件的巨大市场，积极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北京奥美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由一批长期从事光机电一体化、软硬件和自动化等领域研究开发的海外归国人员创立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逐步消化吸收与引入国外成熟技术，开发国内急需的分析仪器类关键部件，“液相色谱自动进样器”是奥美泰克公司的第一个产品。该产品性能样机开发工作用时不到六个月，即全面实现设计要求，性能指标尤其是稳定性达到国外同类仪器的水平。近日，仪器信息网编辑(以下简称Instrument)走访了奥美泰克科技有限公司，与刘东先生、金鹤鸣先生就关于其自主研发的“自动进样器”的情况有一段访谈。 刘东先生 　　Instrument：刘先生，据我所知您在美国一直从事通讯、软硬件和自动化等领域研究开发工作，您当初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做自动进样器的呢? 　　刘东先生：最初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涉及自动控制领域。当时回国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把国外的成熟技术引进到中国市场，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满足国内需要的新型实用产品。我以前是金总的部下，回国前向金总咨询了一下国内的情况，金总说国内现在是大好时机，只要有好的技术、好的项目都会有发展的。金总建议我们做分析仪器，直接利用我们在国外相关工作的经验和技术。通过了解发现自动进样器还是个空白，国家关于自动进样器的攻关项目几次都没有成功。根据我们的了解，自动进样器并不复杂，指标也不是很高，技术原理属于七十年代的产物。我们认为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积累，结合国内的需要，完全有信心在国内生产出高水平的自动进样器。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得到大连依利特的李彤博士、张庆和博士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液相色谱的知识和情况，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边开发边研究，终于将自动进样器研制成功了。 　　金鹤鸣先生：我国仪器产业落后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动化的问题，是我们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动进样器这个项目也是“十一五”攻关项目之一，确定“十一五”攻关计划前，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影响国内分析仪器发展的几大问题中有一项就是关键部件的问题。当时张玉奎院士非常支持我们进行HPLC自动进样器的研发，并鼓励我们说：“国家已不缺少能在文献上发表文章的专家，但是需要大量能做出稳定、可靠仪器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写材料报到科技部时，关键部件已经引起了科技部的重视，所以我们很顺利的争取到了这个课题。 自动进样器样机 　　Instrument：自动进样器的研制历经多长时间?其研制成功后的销售、应用情况又是怎样的? 　　刘东先生：自动进样器的研制从2005年10月份开始调研至2006年4月份第一台样机完成共历经七个月时间。我们将自动化这部分完成后，为配合液相色谱应用，我们请大连依利特的李彤博士给我们提意见，另外，张玉奎院士、刘虎威老师、张新荣老师等也给我们很多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根据专家们的宝贵意见，我们将应用部分添加进自动进样器，于2007年的6月份全部完成。 　　产品定型之后我们就着手考虑销售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给温岭福立、普析通用做OEM配套。在应用方面，我们产品的指标并不比进口产品差。我们与温岭福立合作之前，他们已经在考虑用国外知名品牌的自动进样器，后来用我们的产品做了测试，发现我们的自动进样器指标比国外的还好一点，最后决定用我们的产品做配套。我们为福立做了OEM的样机，在BCEIA上也展出了。 现在他们在销售带有这种自动进样器的产品，而且使用的情况也很稳定。 　　我们生产的自动进样器正在进行客户工作环境下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的李重九老师的一台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李老师在使用过程中，在机器功能方面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使我们改进后的自动进样器在应用方面更加方便用户，节省开支。像李老师这样的老专家 们，都是无私的在帮助我们，为我们出谋划策，他们都迫切的希望国产仪器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从长远观点看，我们的自动进样器跟国外的产品价格相比会有很大优势。但在近期，我们使用的某些元器件(如：导轨、阀门等)还是进口产品。我们正在寻找国内适合的元器件生厂商，有一些在测试过程中，如果验证合适，我们会逐渐替代进口元器件。如果使用国内元器件并结合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这必然创造很大的价格优势。另外，我们的自动进样器的后续维护费用就便宜太多了，这是进口产品跟我们没办法比的。我们的产品的性能参数以及可靠性不比进口产品差，这是经过我们特殊方法验证的，我们用了60天的时间，平均一分钟进一针，一天24小时做，这就相当于正常情况下每半小时进一针的5年时间。也就是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来推算5年时间的产品稳定性，结果证明我们的产品质量及稳定性都不输给进口产品。 新一代自动进样器 　　Instrument：我很好奇，之前几次关于自动进样器的攻关计划都没有成功，而您的团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成功了品质不输进口产品的自动进样器，其中的奥秘是什么?您的团队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金鹤鸣先生：刘东他们并不认为自动进样器非常复杂，我们也在考虑为什么别人做不出来，具体原因也不太容易解释清楚。据我分析，刘东他们具有很成熟的自动控制和软件技术的基础，可能他们认为成熟的技术，在别人看来还是陌生的，还需要时间达到成熟的阶段。 　　现在国内的分析仪器技术来源是个大问题。我希望更多的像刘东他们这样的海外学子能够带着所学的先进技术回国报效，将自己的经验应用在国产仪器研发上，做出一番事业。我认为他们把国外成熟技术带到中国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新技术，这应该是最快的发展途径。 　　以前的国家攻关计划在自动进样器方面为什么没有成功，我也问过刘东，但他们不知道人家的研制过程，所以不敢下定论。我们也做课题研究，最后总结出一点就是系统设计能力，也就是一个课题最开始的设计思路，细节问题一定要考虑全面，不要小看细节，可能细微的差别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刘东他们认为如何最合理的将软件、硬件、机件结合起来，统一分配指标，让每一部分都承担相应的工作，这是比较关键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的思考和设计是刘东他们的长处。他们拿到这个课题之后，能够充分的研究设计，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成熟的技术应用于研发过程，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刘东先生：仪器研发的过程会涉及到很多方面，不只是单独的某个方面好就可以。比如电路板，中国的电路板可以做的非常好。软件和机械部分也可以做的很精。但是要将这几大部分结合在一起，怎样实现最佳效果是关键。每个部分不一定都要做到最好，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最稳定、最可靠就可以了。我们曾经跟一个研究所讨论，他们的设计思路有些问题，他们将仪器的每一部分分开由不同的人去开发，最后再将每部分合在一起。实际上他要实现的目的用一个闭环系统可以很容易实现，但是他们做成了三个开环，然后设计上要达到非常精细，结构要非常复杂才能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就导致研发过程非常吃力，成本还非常高。其实如果换个思路就能很容易实现，过程简单、省时省力。所以我强调设计思路要做的合理、稳定、可靠。 研发小组讨论现场 　　Instrument：您研发的自动进样器具有与其他品牌仪器的兼容性吗? 　　刘东先生：从硬件来讲，我们的自动进样器与其他品牌的仪器能够百分百兼容，比如：我们的自动进样器与Waters、Agilent、Shimadzu、Thermo Fisher、SSI、Beckman等品牌的仪器都联接测试过，实践证明兼容性没有问题。在软件控制方面，随机带有我们自己的控制软件，这个控制软件可以实现对我们自动进样器的电脑反控。我们也在努力将我们的控制软件植入HPLC厂商的工作站中，因为大多数HPLC厂商不开放他们的工作站软件，将我们控制软件集成到他们工作站中，目前，还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如果软件是开放式的，如Agilent的ZEChrom, 我们就可以自己将软件加进去。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提供独立工作站的厂家，现在，我们正与捷克的一个色谱工作站厂家合作，将我们的自动进样器程序集成到他们的工作站中，作为他们工作站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工作站可以控制多个厂家的仪器，这样软件兼容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与国内的N2000工作站也有合作，现在他们将我们的自动进样器控制程序集成到他们的工作站中了，即将推出他的升级产品。 　　我们的软件采用Active X结构，各个仪器厂家可以很快的实现与我们软件的整合。我们与普析通用公司的合作，就是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了软件的整合，相比之下，国外知名OEM自动进样器的机器代码是一条条写的，控制上比较麻烦。我们的程序都是模块化的，这样就节省了调试程序的时间，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国外产品是不可以改样式，而我们却可以根据厂家的要求量身定制自动进样器，并设计外观。我们跟温岭福立和普析通用合作的自动进样器就是根据他们仪器的式样设计的，外观风格都是统一的。 办公室一角 　　Instrument：贵公司现在的规模有多大?售后服务如何保障?对未来的发展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刘东先生：我们现在的规模还比较小，目前年产能只是400台左右。宣传力度也不够，所以外界还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么强的实力可以跟国外产品竞争。但随市场需要，我们可随时扩大生产规模。 　　在售后服务方面我们并不担心，因为我们的自动进样器在用户24小时使用过程中，很少出现问题。其中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家制药企业用了一台我们的自动进样器，安装使用不久他们的仪器工作站突然无法调用以前存储的数据了，他们最先怀疑的就是我们自动进样器出问题，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是新产品嘛。结果我们去检测时，发现是他的仪器工作站的使用方法有问题，工作站软件没有自检功能，数据出现二次覆盖，不是我们自动进样器的问题，后来我们与他们一起规范了工作站的使用方法。 　　我们是仪器制造厂家，所有的元器件都有备件，我们的售后服务工程师，随时接受电话咨询解决简单的问题，如需上门服务，我们也会在24小时内作出安排。我们也在培训合作伙伴的维修人员，让仪器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维修。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初步设想在自动进样器的基础上，利用这个平台再开发新产品。比如，我们正在与一家研究所谈合作开发一套样品前处理方法的项目。这家研究所在实验过程中，样品前处理柱前衍生的部分操作过于繁琐，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他们听说我们的自动进样器可以做自动柱前衍生时，他们兴奋不已，要求与我们共同开发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从原理上看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要结合他们的应用去做相应的设计，如果开发成功了，将最大程度的解放他们的劳动力。而且手动做柱前衍生工作，实验结果的误差很难确定是操作误差还是样品本身的问题，如果用仪器自动完成这一套过程，就能够很好的排除这些问题。他们以前听说过国外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实现自动化柱前衍生，但是非常贵，要几十万美金，很少有单位愿意花这么多钱在样品前处理上，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能够用国产的方法实现，这方面的市场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刘东先生和金鹤鸣先生 　　金鹤鸣先生：我觉得中国的分析仪器产业的发展应该是将大厂家的规模和小厂家的专业相结合，这是一个趋势。我们还是坚持小公司要做专的原则，我们希望和大公司合作。因为大公司有成熟的销售团队，市场大，用户广，也知道应用的方向在哪里，我们自身并不想建立销售团队，我们还是希望利用我们的平台，多做一些新的研发。大企业的产品线铺的很广，在开发新的配件方面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愿意做他们的配角，我们开发自动进样器不单单是开发一个产品，而是开发了一个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功能，如果厂家提出其他的功能要求，我们可以很快实现，因为我们核心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只是样式以及软件方面的衔接根据需求不断改进。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西方技术交流，通过交流能够使我们的国产仪器得到发展。无论成功与否，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编者后记：奥美泰克的“液相色谱自动进样器”虽然不是高端大型仪器，但是通过它让我们看到了国产仪器发展的“希望之光”。正如“红花需要绿叶”，我们认为：国产仪器产业需要大量专业优质的配套厂商，不怕仪器小，只要能够做精、做专，小配件也能变成“聚宝盆”。我们衷心希望奥美泰克的产品能尽快被广大中国用户接受，我们期待中国仪器市场能多涌现出一批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专业化的核心部件和配套产品的生产厂家！ 采访编辑：杨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