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院士

相关新闻专题：聚焦2011年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增选 　　从44人到12人，再到最终的3人，在今年中国工程院新增选的院士中，工程管理学部最终成为人数最少的一个，也是相比上一轮候选人淘汰率最高的。此前，这个学部曾因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候选人云集而饱受争议。昨天，中国工程院公布54名新当选的院士名单，来自企业的当选院士人数最少。 　　政府高官无人入选 　　在今年5月中国工程院公布的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中，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在列。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一半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在随后公布的第二轮名单中，44人中仅入选12人，傅成玉和沈晓明等落选。但仍有部分高管高官进入工程管理学部第二轮名单，如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中石油原副总胡文瑞、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凤懋润等。 　　在昨天公布的最终新增院士名单中，“硕果仅存”的企业人士有8人，其中企业高管只有3人，包括工程管理学部的原中国石油副总胡文瑞，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的神华集团总经理张玉卓，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的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丁荣军。而根据记者的统计，政府高官或曾经任职的高官则完全不见了踪影。 　　增选六名外籍院士 　　据介绍，今年，各单位提名后共产生485名有效候选人。经过两轮评审和最终选举，产生了54名新院士，通过此次增选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达到783人。 　　在9个学部中，人数最多的是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共8人。来自高等院校的最多，占46.30%，其次是研究院所和厂矿企业，分别占38.89%和14.81%。据介绍，今年还增选了6名外籍院士，其中一名澳大利亚籍院士是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新增院士更加年轻 　　据介绍，本次新当选的54名院士平均年龄为56.7岁，其中60岁以下的38人，所占比例超过七成。年龄最小的46岁，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李建成。年龄最大的74岁。 　　与2007年、2009年两次增选结果相比，人数有所增加，2007年是33人，2009年是48人。另外就是60岁以下的人数所占比例有所增加，2007年占42.4%，2009年占66.7%，2011年占70.4%。 　　■专家解读 　　院士首先应该是科学家 　　在昨天的发布会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旭日干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院士评选标准是对所有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他指出，最终当选的院士首先是科学家，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或者在工程科技方面有过成绩做过贡献，即使成为领导干部，也必须是从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做起的。 　　对于高官高管的高淘汰率，旭日干指出，评选过程中首先要看其学术背景，但因为指标毕竟有限，评选中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就没机会了，要好中选好，只有最优秀者才能当选。 　　增选过程出现送礼拉票 　　“今年的增选过程也出现了虚报材料、拉票助选等情况”，“还发现个别候选人违反了纪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旭日干透露，在公示期间，接到了一些投诉信，有实名的，也有匿名的，投诉信有的确实反映了实质内容。中国工程院共组织了180余位院士和30位工作人员组成62个调查组，前往投诉信涉及到的有关地方和单位进行核实。 　　调查发现，有些候选人的材料中拔高成就或材料不符合事实。另外，候选人在被提名之后，要想成功当选院士，最终必须赢得本学部院士三分之二的选票。评选中也出现了一些助选拉票现象，比如候选者本人或者所在单位出面向院士递送礼品。“这些情况我们都通报给了院士，让他们在投票时做出判断”，“事实上， 对这种违反增选纪律、干扰增选工作的行为，院士是非常反感的。”对于情节严重的，按规定取消了候选人资格，并把有关情况向当事人所在单位通报，由单位做出处理，同时记入工程院的诚信档案。 　　■相关链接 　　院士不应跨专业鉴定咨询 　　昨天，中国工程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了致新当选院士的公开信，提出八条希望与院士共勉。信中说，每位当选院士都是普通一员，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不宜有过多社会兼职，不能尽责的职务不要兼任，特别是负有行政责任的实职更应谨慎，婉拒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不参与媒体对本人成果的“炒作”，维护院士称号的崇高和尊严。 　　信中说，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要拒绝为商业性广告造势，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官而优则院士? 　　从“工程管理学院士”的现实，到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愿景”，有人开始担心，和“学而优则仕”相对，另一条新的路径——“仕而优则学”会否出现。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 　　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 　　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在此次新院士名单宣布之后，中国工程院对内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两院院士人数逼近2000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有关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搁置。直至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彼时，500余人规模的学部委员被“一刀切”地转为“院士”。对此，顾海兵说，“一刀切，成为院士制度的历史问题。”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达到663名。在短短的十年间，工程院院士就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38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据顾海兵观察，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负增长态势。 　　工程管理学部：“高官俱乐部”?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不讳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但他对这个学部给予较高的评价，“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这个学部成为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院士，首次增选产生5位新院士，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 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人均在其列 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2007年，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等进入工程院管理学部12名候选人名单。 　　在顾海兵看来，“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毫无疑问为高官和企业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门。 　　社科院也要设“院士”?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被统称为“两院院士”，可是不久的将来，这个说法也许要改成“三院院士”——要求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意见正在不断“发酵”。 　　1998年两会期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呼吁“设立社会科学院士制!”从那之后，每年“两会”上均有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此呼吁。 　　实际上，教育部就曾在2003年2月出台的一份文件中称，“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 其后的200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只是至今还没有设立“院士”称号。 　　对于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设立，不同的声音也不时发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晓岭曾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撰文称，“但愿中国暂不设社会科学的院士”，其中一条理由就是“相当多的政界人物已经混入了教授的行列，甚至书记们还封给自己博士导师的头衔。中国的教授、博导已被搞得声名狼藉。作为学术上最高荣誉称号的院士制一设，不知又有多少政要们要混迹其中?” 　　顾海兵研究了从2003年到2007年共5年的全国文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发现社科领域学者的“官位度”逐年上升，到2007年，这些博士生导师的平均行政职务在院长和准院长之间。 　　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增选学部委员时，就有大批高级官员，如周扬、胡乔木、吴晗、胡绳、陈伯达等成为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 　　院士变“院仕”? 　　近年来，院士增选工作受关注程度之广、之深，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而且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这种“激烈竞争”的背后，折射的是院士这个“荣誉性称号”的“含金量”。 　　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古继宝研究了学术身份对科研项目申请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科学院2001年到2005年的增选院士中，他们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和获得院士头衔之前相比，“平均每个院士增加0.41个项目”。院士的称号和获得基金项目的数量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顾海兵认为，“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在顾海兵的研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官员度”平均官职略高于厅局级副职，而实际上，一旦成为了院士即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说，没有规定说官员就不能当选院士。院士增选的标准是统一的，“只重表现，不论身份”，无论他在哪一级领导岗位，评审都严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关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到了院士评选的标准，就可以当院士。 　　但顾海兵不这么认为。他毫不客气地说，“这无异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p 　　中国科学院28日公布了2017年新当选的61位中科院院士名单，以及16位新当选的中科院外籍院士名单。新增院士有哪些看点?记者进行了简要梳理。 /p p strong 　　看点一：院士更加年轻了 /strong /p p 　　从年龄结构看，2017年新当选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4.1岁，60岁(含)以下的占91.8%。其中，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徐涛年龄最小，为46岁 昆明理工大学的季维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杨经绥年龄最大，同为67岁。 /p p 　　根据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要求，院士群体中青年人才比例逐步提高，院士年轻化成为趋势。据了解，近年来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稳定在55岁左右，综合来看是科学家比较成熟的黄金年龄。 /p p strong 　　看点二：多位“大国重器”设计师当选 /strong /p p 　　歼—20总设计师杨伟、“嫦娥五号”总设计师杨孟飞等人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据了解，在2017年增选工作中，中科院学部主席团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和交叉学科、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支持，推动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 /p p 　　杨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自主研制的飞机发展到今天，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呼唤更多的基础科学研究，“我当选中科院院士，相当于我们团队加入到一个更大的团队里，相信未来技术和科学能够结合得更好”。 /p p strong 　　看点三：强调珍惜院士荣誉 /strong /p p 　　“高兴五分钟就可以了。”多位新当选院士表示，将以当选院士作为学术生涯的新起点，认真履行院士义务，珍惜院士荣誉，恪守科学道德，提携后辈人才，积极参加学部活动。 /p p 　　这次院士增选工作是改进完善院士制度后进行的第二次增选，科技界和全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增选工作遵循《关于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方案》要求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选举办法》等一系列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这一要求在2017年院士增选中得到了贯彻。 /p p strong 　　看点四：香港贡献了2位院士 /strong /p p 　　这2位院士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有机化学的谢作伟教授和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结构工程的滕锦光教授。不过，这2位学者均出生于浙江，并在内地完成本科教育。 /p p strong 　　看点五：外籍院士增选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strong /p p 　　波兰、荷兰、乌兹别克斯坦3国今年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据了解，在坚持外籍院士标准的前提下，中科院今年重点关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候选人，中科院外籍院士的国别分布更趋合理。 /p p 　　2017年共产生中科院外籍院士16人。其中，安德烈· 海姆和詹姆斯· 弗雷泽· 司徒塔特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新当选外籍院士来自8个国家(1人为双重国籍)，分别是美国、英国、俄罗斯、瑞典、波兰、日本、荷兰、乌兹别克斯坦。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