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链

十多米外就能闻到刺激性气味，黑色液体从破桶里流出，被污染土壤装填了1700多个编织袋、重达80吨 毒性强且致癌的化工废料，被随意倾倒在河坡上，随时可能导致大面积水体严重污染…… 　　近日发生在安徽两县的危险化工废料倾倒污染事件触目惊心。有毒性、腐蚀性、传染性强的危险废物，按环保法规定应做无害化处理，缘何会被肆意倾倒? 　　“被污染”突如其来 　　2011年12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旧城镇丰桥村的村民不断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冷的天，哪儿来的味道呢?”最后，村民终于在废弃的砖窑厂找到了罪魁祸首：一堆不知道装着啥液体的铁桶。 　　铁桶掩埋的位置附近有水沟，并且连接外田和村庄，平时都用于庄稼灌溉。附近的村民们十分担心地下水受到污染。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在发现铁桶后，很快就向利辛县环保局进行了举报，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现场。“我在接到举报的当天赶到了倾倒现场，发现了70多个装有危化品的铁桶，气味刺鼻老远就能闻到。”安徽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副调研员刘严告诉记者。 　　安徽省环保厅的化验结果显示，这些倾倒的危险化学品里含有二氯苯、苯已铜等，有毒性，如果被人吸入或者接触皮肤对人体会有危害。经测量，仅利辛县境内被污染的土壤重量就达80吨。 　　在同处亳州市的涡阳县向阳河，环保部门在河边也发现数十个装有危险废物的铁桶，被倾倒出来的黄色化工废料，距河水不足一米，水面上泛着厚厚的白色泡沫。 　　“利辛县政府和环保部门立刻组织人员对地下的危险化学品进行了挖掘和清理，连带被污染的土壤也被装进袋子里运走。目前，所有危险废物和被污染土壤已经被装车运往滁州进行无害化处理，环保隐患已经基本消除。”刘严告诉记者。 　　“这次违法倾倒危险废物共有7名涉案人员，目前已经抓获了6名，尚有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逃。”亳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韩冰告诉记者。 　　废料转移农村暴利惊人 　　利辛县公安局副局长孙亚峰介绍，根据嫌疑人供述，其向利辛、涡阳两县倾倒的废弃物约22吨，这批危险废物由家住江苏大丰市的犯罪嫌疑人卞某与同伙梁某从开发区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企业拉出，从企业获得每吨700元的处理费用。随后又以每吨400元的处理价格，将危险废物转给涡阳县在江苏打工的嫌疑人邱某等，由他们来负责运输、填埋。 　　邱某是安徽涡阳县人，常年从事废品收购。他和卞、梁谈好价格后，利用自己熟悉的便利，专程返回涡阳县，接应这批化工废料。废料被运到涡阳县和利辛县交界处。邱某又找来当地村民，一些化工废料被倾倒在窑厂旁的水沟内。邱某等人因此获利9000多元。例 　　“这批废料如果在江苏省进行无害化处理，成本花费在10万元以上，但卞某等人支付给邱某的处理费用是9000多元，加上运输费用，总共只有1万多元，两者悬殊极大。”利辛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刘子亚告诉记者。“化工废料存放、运输、处理等国家有严格规定，必须有国家认可的资质证明。但是，嫌疑人对相关规定置若罔闻，不仅没有合格资质，危废交接极其随意。” 　　在利辛县此次事件以及2009年的跨省倾倒化工废料等污染事件中，都存在着黑色利益链，操作隐秘，分工细化。据孙亚峰介绍，此类犯罪行为从企业至农村倾倒化工废料的下线之间，经常会有四五个环节，钱款通过银行账户汇款交易，操作隐秘。一些企业明知废料危险性，仍与下线签订危废处理合同。从企业接手废料的二线中间人，有的还拥有一两个自己注册成立的化工废料处理公司，打着无害化处理的幌子，一边骗取国家补贴，一边将本应无害化处理的废料转手给下线。三线中介、四线中介接手危废后，再以更低价格转给外地打工者，把废料运到农村偏远地区。 　　警方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这样的利益链与化工企业产业群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呈现随着化工产业群迁移而转移的趋势。 　　据安徽省环境监察局局长黄建树介绍，从全国范围内看，跨界倾倒化工废弃物已成为多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安徽省环保部门在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内发现近十起跨省倾倒危险废料污染事件，这些化工废料大都名列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一吨危废无害化处理费用至少要在3000元以上，在地下交易中，上线的价格仅仅每吨百元甚至几十元，可谓暴利。” 　　加大“危废”监管惩处力度 　　黄建树说，在利辛县危废污染事件利益链上的丰桥村民王某等人，想当然把危废当作普通垃圾随意倾倒，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仅污染了自己世代生存的土壤、水源，还可能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加大在农村地区的环保宣传，增强农民环保意识，是遏制危废肆意倾倒的重要环节。” 　　“每一起非法倾倒、掩埋危险废料，相当于在当地埋下了一枚‘生态炸弹’。”中国人民大学副研究员黄家亮说，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损害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消除。 　　专家分析说，与一些地方不断上马化工项目的速度相比，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一些无经营资质企业大量存在，非法经营活动猖獗。一些企业唯利是图，无视法律规定，不规范处置危险废物现象屡禁不止。 　　针对跨界倾倒危废污染事件频发，专家建议，首先应严格新建项目环境准入，应特别注意审查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和利用、处置去向。其次加大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如公布辖区内危险废物重点产生、运输和经营企业相关信息，重点企业应向社会发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等。第三，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非法倾倒化工废料检查，建立危险废物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贯彻固废法等环保法规。对恶意倾倒危废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处罚力度严厉追究责任。

对于某些环境影响评价(下称环评)机构而言，如今正处在一个如履薄冰的时刻。 　　由环保部牵头组织的检查小组，目前正在各地工作，11月22日之前完成对部分环评机构的现场检查；今年年底之前，环保部还将分批组织对部分环评报告的专项检查。 　　在环保部发布的2010年环评机构抽查行动的通知中，黑龙江、河北、浙江、广东、海南、四川的24家环评机构被列为现场抽查对象，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的53份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被列为专项检查对象。 　　环保部表示，将适时公布抽查结果，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差以及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评价机构及人员，要予以处罚。 　　“我们已经掌握一些线索，抽查的大部分机构和报告，一些属于最近没有进行考核，另一些是被人举报了。”环保部相关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 　　业内人士看来，这种一年一度、由国家最高环保行政部门开展的环评抽查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但揭露的仅是“冰山一角”。整个环评市场的混乱，远非区区行政手段可以解决。 　　环评“卖方市场”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已有30多年历史。尽管有质疑者认为建设项目环评是“治标不治本”，但不可否认，环评体系在调整产业结构、遏制污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等在内，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在这条产业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今年6月，环保部公布了2009年度环评机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一位从事环评审批的人士透露，这些现象在环评行业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环评机构，一年可以完成十年的环评报告；有的干脆瞎编，内容弄虚作假，速度快的一天就可以交货，甚至出现了报告封面和内容牛头不对马嘴、北京的项目写成上海的情况。” 　　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研究员于敬文则表示，近年来环评报告的质量有所提升，但从整体来看，仍处在水平参差不齐和鱼龙混杂的状态。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环评市场正常秩序之所以遭到破坏，原因之一是准入门槛太低。“许多编制环评报告的评价人员，甚至对项目所在的行业本身一窍不通。” 　　难以“脱钩脱利” 　　环评报告质量不过关，并不完全是环评行业饱受诟病的关键。毕竟，编制环评报告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接受专家审核和环保部门的审批。 　　“所以问题就在于，那些明明质量不过关的报告是怎么通过审批，或者绕过审批的?”于敬文说。 　　总体而言，中国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2009年3月，环保部出台新规定，上收部分“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两高一资”行业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其他“对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力则适当下发至省级环保部门。 　　但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地方层面，环评审批环节的薄弱已成常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加之监管不力，环评审批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一位负责环评审批的人士坦言，暗箱操作，利用行政职权“吃回扣”，项目业主直接行贿审批者的现象从未消失，环保部每年抽查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2007年，杭州爆出建国以来最大一起环保腐败案，涉及90余人。据《南方周末》报道，该市环保系统普遍存在利用环评项目审批权，以20%至40%不等的比例收取环评管理费的现象。 　　2008年，福建省漳州市环保系统腐败案曝光。其中，10余名环保系统工作人员利用审批职权，以指定或变相指定的方式，为环评中介机构招揽业务，从中收受贿赂。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近年来连续有司级干部因为环评腐败而下马。 　　环保行政机构中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或私利考虑而迫切推动项目建设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使环评报告沦为摆设。 　　11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年环评审批工作专项执法检查情况汇报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指出，“建设项目环境违法，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影响环评法实施效果，环评承诺兑现难、环境执法软，一些地区规划环评进展缓慢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 　　当一些业内人士以“一摊烂泥”来形容目前的环评市场时，环保部酝酿的环评机构改革也正在缓慢推进。 　　就目前而言，除了极少数私营企业具备环评资质，绝大多数环评机构是事业单位，隶属于地方环保系统或科研院所。其中，以地方环保系统下属的环科院所从事环评工作居多。 　　2008年，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公开表示，要从改革体制入手，让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彻底脱利”，以确保环评审批不受利益干扰。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环保机构改革时间表显示，按照环保部最初的设想，全国各省市应有近600家科研事业单位分别于2011年底和2012年底前完成环评体制改革。但讨论了整整两年之后，环评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脱利”的想法仍未成为现实。 　　在2009年4月的环保部华东地区环评机构改革座谈会上，与会环评机构代表的看法就颇具代表性。会议总结显示，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华东地区各家环科院所均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所从事的环评工作与环保审批部门没有利益关系，根本不存在环评机构需要从环科院所中剥离或脱钩的问题。 　　这些代表还表示，没有环评收入的反哺，环科院所将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最终导致环科院所运行困难和综合性专业人才的流失，服务环保局的能力水平必将大打折扣。而且，倘若环评机构企业化，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很可能出现与项目建设单位挂钩的现象，“有失环评的公平和规范”。 　　本刊记者了解到，尽管有来自环评机构的反对之声，环保部仍将推行环评改革，并且是明年的重头戏之一。环评改革将从环保部自身开始，率先在其属下的环境规划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院、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这五家事业单位开展“脱钩”试点工作，剥离研究院所下设的环评中心，将环评中心转制为企业。 　　但环保部环评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坦言，即使“拿自己开刀”，推进工作仍有相当的困难。“事业单位和企业在本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需要协调，我们也很担心，万一改革过快，会丧失大量骨干人才，造成负面影响。” 　　这位官员说，环评机构改革最大的希望其实被依托于国家层面事业单位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国家计划一天没有出台，我们也只能慢慢试点，慢慢摸索。”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环评机构的力量不足是制约环评质量的最根本因素。截至今年9月，全国共有1091家具备环评资质的机构，9000多名获得执业资格的环评工程师。而今年全国需要进行环评审批的项目却有30万多个。 　　他认为，目前环评市场作为卖方市场，具备资质的“合法”工程师供应远远跟不上各种新建、扩建的项目数量需求。长远来看，不仅很难保证环评质量，还会催生大批实际上不具备合法资质的“挂靠”单位和“挂靠”评价人员。 　　“很多地方县市，一家环评单位就可形成垄断，负责编制整个地区所有项目的环评报告，人数都跟不上，如何保证质量?”前述官员说。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中间利润甚至超过6500%。 　　一些地方的常用药品，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差价。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昨天再度对高药价进行调查。 　　中标价高出几十倍 　　央视记者此前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发现，一些常用的药品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很多。记者随机选取20种常用药品，结果发现这些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中间利润都超过了500%。 　　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反映，药品的超高利润在业内绝非个别现象。在接受采访时，从事医药行业的赵连璧介绍说：&ldquo (药品差价)一般情况下，平均在五倍以上。二三十倍都有。&rdquo 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些药品产品价格目录，涉及上百家药厂的上万种药品的出厂价和医院零售价。一些用于治疗肺炎、胃炎和止痛的常用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零售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400%。 　　最离谱的两种药分别是：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4毫克的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52元，中标价为16元，医院零售价为18.4元，中间利润超过3400%(3438%)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后经记者调查核实，业内人士提供的上述价格基本属实。 　　医院医生参与分成 　　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价格由当地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审定公布。这个审定公布的价格也叫中标价，中标价是医院采购药品的最高限价，因此竞标价的制定成为影响药价的决定性因素。 　　在记者采访中，各地药品集中采购和招投标管理部门，都避谈中标价是如何制定的。记者联系到一家药厂的负责人，她透露，药品投标和定价工作并不由药厂运作，而是由专业的医药代理公司负责。这家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高达56元，这一过程遵循了行业&ldquo 潜规则&rdquo 。 　　该负责人说：&ldquo (代理公司)去竞标以后，医药公司要挣多少个点，医院要扣多少个点，给大夫多少点，最后人家是多少钱，这就像是一个行业规定似的。&rdquo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虽然这种药品的中间利润超过了800%，但药厂也就挣1块钱左右，从7元到56元之间的差价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调查过程中，一位从事药品批发行业十余年的业内人士证实了这家药厂负责人的说法。他表示，这种利益均沾的模式，正是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ldquo 潜规则&rdquo 。 　　&ldquo 天花板价&rdquo 依然超高 　　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一直没有对药品中标价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作出回应，也没有对中标价为什么比出厂价高出几十倍等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了解，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委也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要求医院零售价不得超过，被业内视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然而，记者调查却发现，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 　　业内专家称，制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目的是为了限制药价，防止药价虚高，但现实情况是，被称为&ldquo 天花板价&rdquo 的药品最高零售价与出厂价相比，定的更是高得离谱。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那么，&ldquo 天花板价&rdquo 又是如何制定的呢?记者多方联系价格主管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继中标价之后的又一个巨大问号。 　　专家：政府应该放开管制 　　专家强调，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包括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ldquo 潜规则&rdquo 不改变，药品中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解决药价虚高，除了要整治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还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行调整。 　　据了解，目前二甲以上的公立医院必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购进药品后再加成15%卖给患者。专家指出，药品加成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的合理利润和正常运营，但实施过程当中却往往造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便宜且好用的药品却进不了医院的采购目录。 　　北京大学教授、新医改政策研究专家顾昕认为，应当尽快调整医院所售药品加价15%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药价虚高，让患者受益。他举例说：&ldquo 假如政府解除15%的管制，让医疗机构拥有自主权，可以到市场去挖掘便宜的进货渠道。&rdquo 他说，政府放开管制，不管是患者、医保基金还是医院，都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