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

不知何时开始，学术界许多知名学者、专家深陷“造假门”，学术界论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而种种造假案例都像一面警钟一样告诫后来者——科研没有捷径。　　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学术造假事件。　　学术女神STAP细胞造假事件　　2014年1月29日，两篇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引发了全球干细胞学界的关注。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细胞再造实验室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小保方晴子，在论文中她表示发现了一种能更简便培养多能干细胞(STAP)的方法，这预示着未来像更换零件一样简单的器官移植成为可能，一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日本媒体的炒作下，小保方晴子被视为“国宝”，甚至被追捧为有望冲击诺贝尔奖的“日本居里夫人”。　　但是很快，有科学家指出论文有造假嫌疑，4月1日，调查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论文确实存在数据造假问题，论文的共同作者也纷纷表态支持撤回论文。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论文造假的同时，小保方晴子仍然坚称STAP制取方法真的存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同意小保方晴子自证清白，从7月1日起在实验室24小时监控下进行验证实验。同时，委托另一名科学家在另一间实验室独立验证。　　8月5日，小保方晴子的导师、也是论文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树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自缢身亡。11月30日，STAP验证实验提前结束。12月19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布声明:“验证未能确认STAP现象，所以验证计划终止。”同一天，小保方晴子辞职，这桩萦绕了2014将近一年的科学丑闻终于尘埃落定。　　在这之后，小保方晴子便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今年，她在访谈中透露，已经收到美国和德国的邀请，可以出国继续研究。　　布朗洛和N射线闹剧　　继伦琴发现X射线后，1903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布朗洛宣布他发现了N射线。法国科学院公布了这一“惊人发现”之后，兴起了一股研究N射线热潮，仅法国科学院院刊在1904年上半年就发表了54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这些论文煞有介事地介绍N射线可以穿透纸、木头、薄铁、石英等光线穿不透的物质，只有水和岩盐能阻挡这种射线的穿透力，还有论文指出人的肌肉、神经和脑也可以发出N射线。为了表彰布朗洛的“开创性”研究，法国科学院在1904年向布朗洛颁发了5万法郎的奖金。　　然而，按照布朗洛所提供的实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发现N射线。英国物理学家伍德为了弄清真相，亲自跑到法国，请布朗洛为他当面做实验。伍德就像着“皇帝新衣”的孩子，直言不讳地讲他看不见N射线，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点。　　但是人们迷信布朗洛的权威，不相信他会蒙骗大众。在伍德的建议下，《科学评论》编辑部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两个同样的木盒中，一个装有发射N射线的回火钢片，一个装有不会发射N射线的铅片。两盒外观一样，完全封闭。他们让布朗洛判断哪一个盒子会发射N射线。结果这难住了布朗洛，因为他根本不曾观测到N射线。所谓的发现N射线不过是他的想像。这一发现N射线的闹剧，成为科学史上一桩著名的伪造案例。　　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风波　　2004年和2005年，时任首尔大学教授的黄禹锡，领导研究团队先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　　但是，2005年底，有关黄禹锡干细胞学术造假的丑闻逐步被揭露，在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首尔大学随后的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黄禹锡本人也被首尔大学解除职务，并因涉嫌侵吞经费、违反伦理、通过非道德手段获得人类卵子等等题遭到起诉，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在韩国失败后，他转移到了中国，继续他的相关研究。　　舍恩事件　　德国科学家舍恩1998年加入美国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先后与20 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一口气在《科学》、《自然》和《应用物理通讯》等全球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90篇论文。2002年，他通过伪造数据，用所谓的“分子晶体管”糊弄了包括权威期刊编辑在内的许多人，过于嚣张的他甚至在不同的学术论文中使用一样的数据。　　他的实验结果，在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研究时却根本无法重复，因而遭到一些同行的质疑。 贝尔实验室组建了针对他实验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为期3个月的调查中，委员会发现舍恩至少有9篇论文存在数据问题，舍恩在被指控的24处地方至少存在16处学术行为不检。舍恩的学术造假事件震撼了整个科学界，成为了物理学史上最大的丑闻。　　之后，贝尔实验室解雇了舍恩，他带着耻辱回了德国。他在德国的单位——马普研究所也撤销了给他的聘书。康斯坦茨大学则收回了他的博士学位，而各大期刊也将他的论文整批整批地撤销。他的名字在学术界销声匿迹，除了在提及丑闻之时。　　“汉芯”事件　　2003年2月，当时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的陈进，从美国一家公司买来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将芯片表面的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再加上自己的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借助“汉芯一号”，陈进接连当选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第八届科技精英、上海IT青年十大新锐等称号，并出任上海市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还获得了过亿的科研基金。　　2006年1月17日，有人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公开指责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后来经过多方介入、追索和求证，终于在2006年得出汉芯造假的结论。随后，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各项费用。一夜之间，四年来头顶光环的陈进，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又迅速坠入谷底。　　中国亟待在高新科技领域有所突破，自主研发高性能芯片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梦想。陈进利用这种期盼，骗取了无数的资金和荣誉，使原本该给国人带来自豪感的“汉芯一号”，变成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　　两起精心制造的化石骗局　　考古史上，有一个时期，“辟尔唐人”被认为是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的过渡性生物。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骗局，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段耻辱。　　1911年，英国的陶逊律师声称，他在辟尔唐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的破片和半个下颌骨，他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了当时有名的人类史学家、大英博物馆博士伍德华进行考证。伍德华接到陶逊的报告，来到辟尔唐，和陶逊一起在砾石坑中进行挖掘。1913年，他们又在那里发现了动物化石、石器以及人类的犬齿化石。如果他们如实地报告发掘结果，也许在考古和人类学史上不失为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他们被利欲所驱使，竟然宣布他们发掘出了一种半猿半人的生物头盖骨，并说这种生物生活在大约50万年以前。由于伍德华的权威地位，他的宣布就成为一时定论，他们的发现在人类学上被命名为“辟尔唐人”。而这种“发现”又被当作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一个有力证据。一时陶逊由一个不出名的律师而成为闻名遐迩的伟大发现者。　　科学必须经得住推敲。有的科学家对”辟尔唐人”那似近代人的头骨、似猩猩的下颌表示了怀疑。这场争论一直多年不休。1928年科学家采取了用含氟量测定古化石年代的办法，从而查出“辟尔唐人”的头盖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下颌骨乃是属于一个未成年的黑猩猩的，他们还发现头盖骨、下颌骨全经过了染色处理。一场精心制造的骗局终于真相大白。　　密立根的“辉煌”与小动作　　1910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进行了一项世界知名的“滴油实验”，第一次测出了氢比一个电子重1836倍。与此同时，比他更有名望的物理学家埃伦菲尔德也在进行相同的实验，但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密立根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实在太漂亮了，任何一个从事过物理学实验的人都有体会，理论上计算出的数据和实验中测量出的数据，一般不会那样近似。为此，埃伦菲尔德曾提出疑议，并由此而引发了物理学的一场论战。 密立根在论战中获胜了， 还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奖赏---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事隔60年后，一个偶然的发现揭穿了密立根所谓的实验结果，这个结果来自密立根的笔记和手稿，是一位史学家发现后公之于众的。密立根发表的58次观测结果，并非如他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是“没有经过选择的”，而是从 140次观测中挑选出来的!他将实验的数据大动干戈，只采集那些对他有利的漂亮数据为“我”所用，对于不利的数据则一概删去，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一发现震动了物理学界，密立根的小动作和他给出的实验结果一样漂亮。　　科学家由于受骗而成了大骗子　　有些欺骗、作伪事件并不是科学家本人有意造成的，匈牙利的尤斯特博士就曾上了助手一当。1916年5月，尤斯特向世界宣布他发明了铁碳极干电池。这种干电池是分别以铁和碳为两个电极，以有机物为电解物。当电解物用尽后，可用空气中的氧进行更新，所以可常用不衰。尤斯特声称此电池将带来电学的一场新革命。尤斯特为当时有名的电学化学家，人们对他的宣告深信不疑。于是投资者想购买专利权，准备大量生产这种干电池。一家公司派人与尤斯特洽谈。尤斯特很高兴，他叫助手领客商到实验设备前参观。客商十分赞赏，并要求*近观察，尤斯特欣然同意。客商好奇地用手撩开电极旁的土，突然发现铁碳两极连接着许多个干电池。他再取小电池匣，发现底层为空室，也装有若干电池。客商发现大科学家的发现竟是个骗局，便不辞而别。而尤斯特几乎比客商更吃惊，他也是第一次才发现这种情况。原来他过分相信了助手，竟没有像那个客商那样亲自动手检查一下助手的工作，结果竟被助手愚弄，而自己也成了一场大骗局的宣布者。　　权威的包庇——作弊者的保护伞　　科学研究中欺骗作假行为是违背科学道德的，应受到公众尤其是科学界的谴责，然而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家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却对这种作弊行为进行包庇，这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作假的风气。巴尔的摩事件则是著名的一例。　　1986年4月，美国学术刊物《细胞》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文所阐述的新发现令许多生物学家感到不可思议。论文的作者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大卫巴尔的摩---1982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然而这一次，巴尔的摩却翻了船。原来论文所依据的实验是巴尔的摩最信任的合作者特里萨嘉丽一手制造的骗局，而巴尔的摩完全被蒙在鼓里。可悲的是，在长达 5年的调查过程中，巴尔的摩始终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威胁调查者，反对外界的干预。巴尔的摩和嘉丽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公众面前造成极坏的影响，动摇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赖。可惜在美国科学界不止一个巴尔的摩。　　著名美国科学院院士雷默奇尼有一个学生叫约翰朗，负责对试管中的霍奇金氏病的肿瘤细胞进行培养。别人培养都未能成功，他却一下子搞出了 4个永久性细胞系，成为了唯一成功地培养出永久性霍奇金细胞系的人。这是1970年的事，10年以后他的作假才被揭露出来。原来他的 4个细胞系全和霍奇金病的肿瘤细胞无关。那么为何10年后才发现约翰作假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师是他的保护伞。雷默奇尼虽然没有像巴尔的摩那样明显地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但是他对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不严肃对待科学研究，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而20世纪最具影响的包庇作伪案，莫过于持续 8年之久的争夺艾滋病发现权风波。艾滋病是当今最令人恐怖的不治之症，谁能在征服病魔的征途上取得重要性进展，无疑将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特尼尔教授从一名患淋巴结病变的同性恋患者身上提取了一种病毒，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事隔一年，1984年5月，《科学》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盖洛的文章。文章称盖洛等人首次从48名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大量的病毒，并强调他们是独立发现的。蒙特尼尔马上发表声明，认为盖洛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血样是他寄给盖洛的，并指责盖洛剽窃他的科研成果。由此一场争夺艾滋病发现权之战拉开了序幕。到了1987年，法美两国科学家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地步，两国领导人也亲自出马参加斡旋。经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双边调停，达成两国共享优先发现人体艾滋病毒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进行了 3年的调查，证实盖洛所发表的论文依据是法国送的血样，但是盖洛的作假行为却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1991年 1月，美国国立卫生院和美国科学院联合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但调查结果却秘而不宣。最终，《科学》杂志不再保持沉默，宣布盖洛论文中照片显然是法国蒙特尼尔所拍的照片。1991年，法国几个研究所的联合调查结果公布：盖洛的病毒样品品种与蒙特尼尔送给盖洛的病毒样品是一模一样的。盖洛最终不得不向世人承认：他分离的文滋病病毒来自蒙特尼尔送给他进行辨认的病毒样品。至此，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权所属才最终有了结果。两会代表委员：让学术造假变得无处遁形　　科学研究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事业，科研诚信是从事科研活动应该遵守的基本价值。自2015年3月起，英国现代生物(BMC)、斯普林格(Springer)等国际出版集团4批集中撤稿，涉及到中国作者论文117篇，给我国国际学术声誉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一年多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对其中涉及科学基金资助的28篇论文开展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发现，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代写服务的“灰色产业链”已形成，其制造的新型造假难以被人发现。　　2017年两会期间，学术造假依然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让学术造假变得不明智、不可能，捍卫科学道德的初心始终不移”，成为代表、委员们共同的心愿。　　杨卫代表：科学基金率先垂范　　调查中，基金委发现这些被撤论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 更有甚者，部分论文完全是通过论文买卖，请人捉刀代为撰写和投稿。第三方中介机构论文代写服务的“灰色产业链”已形成，其中以“幽灵评审(ghostreviewing)”为代表的新型造假手段难以被人发现。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杨卫院士表示：“针对当前科研诚信问题所呈现的新形式、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科研诚信建设工作永远在路上。”　　杨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基金委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多年来始终坚定捍卫科学道德的态度，一直将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作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　　未来，基金委将从自然科学基金监督的角度率先垂范，做好常态化、制度化、信息化及国际化等方面的工作。例如，在项目申请、评审与绩效考核等过程中，科学基金将加大科研不端行为和相似度检查力度，实行科研诚信问题“一票否决”。　　在制度化方面，科学基金将加强科研伦理研究和制度建设，注重从被动式接受投诉举报转向主动式体系设计与实践。在信息化方面则将建立科研诚信举报网站和数据分析系统，积累结构化案例库，为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和警示教育提供参照。　　“维护科研诚信，优化学术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路漫漫其修远兮。”杨卫强调。　　李鸿委员：评价人才应多样化　　对于新型学术造假的现象，委员们认为，究其根本，仍然应该追溯到追求论文、成果数量的“指挥棒”。“评职称需要发论文在核心期刊，而一线工作者没有时间写论文，这样的需求催生了第三方灰色产业。”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某部工程师李鸿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学术界的GDP’。”　　多年来，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组讨论会上，“学术界GDP”已经饱受诟病。不过，在委员们看来，近十几年来，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李鸿看到，现在哪个单位来汇报依然是说有什么学者多少名、获了多少国家奖、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科研一旦趋利，必定会掺杂行为不端”。　　促进人才评价的多样性也许能够成为解决“学术界GDP”难题的有效途径。在委员们看来，既然科学研究的类型有很多，就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来制定标准。例如，实践性较强的工作的评价，对人的评价应当依据科学家在项目中作出了什么创新性的贡献。而对于基础研究的评价则应注重其探索性，容许其失败。　　苏国萃委员：期待多管齐下树新风　　在委员、代表们看来，学术不端并非仅仅是科技界的事儿，而关乎整个社会的风气——诚信。因此，要让学术不端行为得到遏止，离不开社会共治的多管齐下。　　提到学术不端，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苏国萃回忆起自己的亲身经历，申报材料“注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申请职称、项目、奖励，甚至院士评选时，许多人都会任意把自己研究水平抬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起初大家对这样的行为深恶痛绝，但全社会诚信的缺失，竟然让大家对此持有习以为常的态度。”　　“现在有些学者太浮躁，真解决起来很难。”苏国萃指出。由于学术界出现这种现象时间比较长，要转变大家“见怪不怪”的观念及氛围，提倡坚持职业操守，形成诚信的风气。　　对此，在历年政协会议中，委员们都认为，首先，除了评价体系外，政府应出台政策、采取一些措施加强事前、事后的监督和惩罚力度。同时，媒体也应在重建诚信上有所作为，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宣传倡导全社会形成重视诚信的风气。此外，针对学术不端立法也是委员们经常呼吁的主题。　　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讲话中指出，弘扬学术道德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

10月19日，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科学界造假风波暂告一段落。日本东京大学宣布，对谎称实施了世界首例iPS细胞临床应用的东大医学部附属医院特任研究员森口尚史予以惩戒解雇的处分。 　　无独有偶，3位美国研究人员受《自然》杂志一篇文章的启发，在近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科技期刊稿件的研究报告，不过他们研究的是期刊撤稿问题，研究的结果却同样令人扼腕。 　　学术打假，一时间似乎突然成了科技界乃至公众无法不关注的话题。然而，公众如果了解了学术造假近年在全球迅猛增长之势，就会理解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近期为什么在学术打假上会不谋而合，以及科技界近年来为净化学术空气所做的不懈努力了。 　　《自然》杂志的思考 　　2011年10月6日，《自然》杂志发表一篇长篇专题报道，对论文撤稿现象进行了分析。 　　《自然》杂志的论文库是全球著名信息提供商汤姆森路透集团旗下的大型科学出版物在线数据库，2011年每周约收录27000篇论文。按照《自然》杂志的估计，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将原封不动地一直收录在文库中，但有一小部分，约200篇左右的论文，后来会增加一个注脚，表示论文有所改动。还有极小部分，约五、六篇论文，未来一天将受到《自然》杂志最严厉的处罚：从论文库中撤稿。撤稿标志着论文有重大缺陷，必须从文献库中删除。 　　《自然》杂志对论文撤稿数量的估计并不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凭空想象的数字，而是建立在对过去10年撤稿情况的分析基础上的。《自然》杂志论文库2011年收录的论文量比2000年增加了44%，而在2000年，《自然》论文库中只有约30篇论文后来被撤稿，到了2011年，撤稿的论文猛增到300多篇。 　　虽然撤稿数量的增长速度令《自然》杂志吃惊，但比撤稿数量更令《自然》忧心忡忡的是，被撤稿的论文只是问题论文的一小部分。根据2009年的一份调查，1%到2%的科学家承认至少有过一次编造或修正实验数据或实验结果的情况，但在过去10年中，出版的论文被撤稿的情况只从0.001%增加到0.02%，说明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那不是一次不小心 　　为什么科学论文会出现那么多错误?论文被撤稿的原因多种多样，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绝大部分问题是科学家们的无心之失，是“诚实下的失误”，一些人甚至认为论文上的一些错误是科学家们追求完美的结果。 　　问题是这样吗?3位美国研究人员受去年《自然》杂志文章的启发，对论文撤稿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今年10月初，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对人们以往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对上千篇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被撤稿的论文进行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因学术行为不端造成的撤稿现象比人们通常想象中的严重许多。 　　3位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科技文献“公众医学”数据库，检索到1997年至2012年5月前有2047稿撤稿论文，并对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些论文被撤稿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查阅了所有被撤稿论文的撤稿说明。同时，他们还研究了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的相关报告，查阅了报刊上对学术欺诈行为的报道，并参考了著名反学术行为不端网站“撤稿观察”上的信息。此外，他们还利用了工作中积累的相关信息。 　　通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3位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四分之三的论文被撤稿是由于学术行为不端造成的，其中存在伪造或操纵实验数据这样严重欺诈行为的占41%，其他还有剽窃和一稿多投等现象。研究同时发现，论文撤稿情况在2000年后迅猛增加。 　　为学术打假造就一双火眼金睛 　　面对大有汹涌而来之势的学术造假现象，科技界一直没有停止打假的努力。 　　意识的提高为学术打假提供了基础。政府部门在对科研机构进行资助和扶植时越来越重视对诚信的要求，科技期刊对论文学术诚信的审查更加严格。更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敏感，反学术欺诈的主动性不断增强。英国几名医学杂志编辑在1997年建立了维护学术诚信组织“公共道德委员会”，此后组织成员迅速增加，现在全世界已有7000多名会员。该组织不但为学术期刊编辑提供反学术不端行为的专业指导，还为相关调查研究提供资助。 　　反学术不端行为机构的建立为学术打假提供了制度保证。美国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面建立了专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人们如果对某一学术行为有疑问，就可以向该办公室举报。“科研诚信办公室”一旦查证了学术不端行为，就将进行相应处罚，比如相关人员不能接受政府部门资助、不得在政府相关部门任职等。办公室每年都通报数十例的学术行为不端现象，并定期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分析总结。 　　技术为学术打假提供了有力武器。现在许多国外知名的科研论文数据库和权威学术期刊都有专门反学术造假的计算机软件，如反剽窃软件可以帮助编辑发现内容相似的论文。人们还利用互联网开通了“撤稿观察”这样的学术打假网站。技术还为学术打假带来了溢出效应，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能够接触学术论文人员的数量大大增加，从而使学术造假行为暴露的机会大为增加。 　　虽然有了以上一些措施，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要抑制学术不端行为，根本在于学术文化的改变。现在以论文数量论高低、“赢者通吃”已成为学术机构的普遍现象，更何况，如果一篇存在造假行为但成果“非凡”的文章发表了，就能跃升为本机构乃至世界该领域的中心人物，又怎么避免个别研究人员会为之铤而走险呢?

一些科学家的造假只是为了名和利，其结果会导致大量学术经费的浪费，并使得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误入歧途；另一些科学家的造假或失误所带来的伤害却要大得多，大到或许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 “高效率”的化学家 2016年4月12日，美国麻省弗拉明翰监狱，一位身材小巧、戴着厚厚眼镜的女子被释放出狱。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的关注，科学界也议论纷纷。 这位女子的名字叫安妮杜汗，2013年入狱。她在入狱前是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在该实验室工作了10年。杜汗看起来工作极其出色，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极高，一个人能干三四个人的工作。但是在2011年她的同事无意中发现她伪造同事的签名，于是上报。 之后的调查爆出惊天丑闻。经她手的案子大约多达4万例，而据可信的调查，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检测根本就没有做过，要么是她随意捏造，要么就是篡改数据。为了维持高效准确的名声，她常常在检测出现第二次跟第一次结果不符的情况下，添加化学物（比如大麻成分），以便两次检测结果相符，而更多的时候干脆不经检测随意编造检测数据。经她的数据被定罪或者被无罪释放的人不计其数，据估计成千上万。 2012年底，她被以26项罪名起诉，最终于2013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今年4月因表现良好被提前假释。她检测的案子现在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检测审查。三年过去了，才审查了不到十分之一，耗资几百万美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重新检测和审查，也许永无可能了。 一个不起眼的实验室化学工作者为了个人虚荣而造成的损害就已经如此惊人，而探索未知开发新知的科学家的造假造成的损失有时更是难以估量。 医学界的造假这些年时有耳闻。比如十年前被肿瘤学界盛赞为“伟大的突破，将拯救无数人性命”的美国杜克大学的明星科学家安尼儿珀替（Anil Potti）连续在《柳叶刀》《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著名医学杂志上面发表数篇文章，风光一时。但很快就被查出来他的研究全是伪造，很多实验根本就没有做，学界一时哗然。前两年日本的干细胞科学家小保方晴子的造假丑闻导致她的导师笹井芳树黯然自杀更是轰动全球。 医疗指南草菅人命 现代医学的发展早就远离了某个医生使用祖传秘方或者独门秘籍治病的时代。临床上医生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比如术后用药、手术方式的选择，都是严格遵循各大医学专业机构定期发布的权威指南进行的。如果偏离临床实践指南而任意而为，是要负医疗差错甚至刑事责任的。 这些权威机构的医疗指南从哪里来的呢？通常的指南都是通过组织业内的权威专家定期聚会讨论和评估最新的临床研究的结果，权衡利弊，修订以前的不足，补充最新的进展，最后成为指导临床实践的权威指南。现代医学也即循证医学，是要循证据而行的。这个证据就是来自临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医学研究是持续进行，不断推陈出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临床指南通常过个几年就会出一版新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对前有的指南进行少量的修订和补充，但也有时候会出现大的修改甚至颠覆。 既然这些指南指导着临床医生的每日医疗实践，事关患者的生死，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显然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临床指南所依赖的临床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比如结果出现偏差，甚至在最恶劣的情形下研究人员无心或故意造假，可想而知导致的会是怎样的灾难。 2014年1月，世界最为著名的医学学术杂志之一《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篇质疑文章，轰动了医学界以及世界各大媒体。文章来自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国立心肺研究所的两位医生科尔（Graham D. Cole）和弗朗西斯（Darrel P. Francis），题目非常有冲击力：“研究的失误会致命：临床研究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危险的专业吗？” 文章很短，只有三页纸，结论却惊天动地，现摘译如下： “201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对于大多数进行非心脏手术的病人在术前给予β 受体阻滞剂（作者注：一种用于治疗和预防心脏病的药物）。然而，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现被发现有数据造假和学术不端的临床研究文章的结论而做出的。该研究的作者所属的大学所进行的调查发现该研究的领头人涉及一系列不正确或前后矛盾的声明，所涉数据有伪造以及不可信的成分。2012年该大学的后续调查确认了其中一个被此临床指南直接引用的文章数据不严谨，有严重的偏差。欧洲心脏学会的临床指南非常倚重于此系列相关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提示在前述情况下给予患者β 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如果剔除这个小组的系列研究结果，剩下来的大样本大研究数据则得出相反的结论：非心脏手术的患者术前给予β 受体阻滞剂可能提高围手术期死亡率达27%。” 两位医生接着指出： “根据此版指南，整个欧洲每年进行非心脏手术后而死亡的病人数达76万之多。使用该指南小组推荐的计算方法则可推算出大约有16万不必要（因为错误指南而导致）的死亡。基于此计算，则可以估计在该指南的5年有效期间内会有80万欧洲人因错误的指南而丧命。讽刺的是，也许有很多医生因未能严格遵循指南而无意地救了很多个生命。” 科尔和弗朗西斯认为： “如果是临床医生出现失误，哪怕没有人死亡，英国的医学委员会也会进行调查。然而如果研究有误，它所带来的伤害会大得多得多，大到只有政治领导人的错误才能相提并论。过去50年世界各国因政治领导人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8个最大的人口死亡平均数是50万。也就是说，据以上估计，临床研究的错误导致的不必要死亡甚至（比政治动荡）更为严重。” 这篇文章引发了惊天巨浪，很多知名媒体争相转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医学还是大屠杀？” 难以估计的损失 两天后，《欧洲心脏杂志》非常罕见地悄悄撤下了这篇文章，却没有公示撤下的理由，也没有贴出公告。当被问及原因时，杂志主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该文章作为学术文章在本杂志发表，也是需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最初部门主编忽视了这个必要性而将该文章轻易发表。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现已经通知该文原作者，同时将该文送出进行同行评议。” 科尔和弗朗西斯博士在文中没有点名，但学术界都知道被他们形容为导致比大屠杀更严重的原系列文章的作者是谁——荷兰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堂珀德曼（Don Poldermans）。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 珀德曼是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的心血管专家，领导着一个围手术期心脏监护室，是世界知名的心血管疾病研究科学家，同时是欧洲心血管疾病协会临床指南委员会成员，以及欧洲心脏病协会任务组主席。他多年来致力于围手术期的心脏病预防和治疗的研究，发表了多达五百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文章被广泛引用，很多研究团队的课题都是基于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所以欧洲心血管委员会才会采用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来更新临床指南。 但2011年11月，伊拉斯谟医学中心发布公告，解雇了珀德曼。公告中列出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未能适当地保留和管理研究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导致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成为不可能；2.在临床研究中未能记录实际所用药物的数据；3.未能取得研究参与患者的知情同意书；4.最严重的指控是他的多项研究中出现伪造或者篡改的数据。 一篇被引用超过150次的关于围手术期心脏预防和治疗的文章认为，“研究过程的书面材料极端缺乏。涉及最终研究结论的多名研究人员的记忆出现很大的差别。比如一位成员说研究的最终结论的推导手段是基于研究大纲中预先定好的方法，但副作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却不能证实这一点；再比如关于提前终止初步研究的决策过程，调查委员会发现此决定不是由独立的安全委员会所做出的，而是由执行团队的三个成员自己决定的。” 最为严重的指控是，“珀德曼所领导的研究未能遵循现有科学标准。珀德曼在收集数据时非常草率混乱。在一个研究中，他使用了病人的数据，却未能事前获取知情同意书。他还被发现使用捏造的数据，其中两个提交到学会的研究报告含有不可靠的数据。” 珀德曼被解雇的消息一传出，全世界尤其欧洲的临床医生们除了错愕就是迷惑。珀德曼的研究文章达五百多篇，尤其是围手术期的治疗和预防，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临床医生们对于围手术期的用药选择，几乎左右了欧洲心脏协会的临床指南的内容，甚至影响了欧洲各国对于临床医药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他的学术不端不但损害了无数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导致大量经费的浪费，更严重的是无数患者的健康可能因此受损。 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或者学术造假，不仅仅是损害了科学的诚信，浪费研究经费，更严重的是错误地引导了科学技术的正确进程，使得科学进展偏离正确的轨道，以及因此带来的难以估计的损失。事发至今，珀德曼被解雇，却仍然在从事临床工作，他的文章也还没有一篇被撤稿，欧洲心脏协会也还没有出台更新的临床指南。很多事情仍然是一个谜团，比如珀德曼是故意造假，还是只是因为对手下的研究人员监管不足而导致数据出现非故意的偏差，或者如他所说只是因为太忙不够严谨而致，至今难下结论。 撤稿数量急剧上升 实际上，科研工作者们在科研过程中操纵数据、隐瞒不利的结果，或者为了期待的结论而修改原始数据等等这样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常见和严重。 比如2009年发表在PLOS ON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捏造过数据，多达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承认有过其他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隐瞒或剔除对最终结论不利的数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而回过头去修改实验设计的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为了应付研究出资机构的评估或者同行的竞争压力而修改结果。 与此同时，近些年很多著名的学术杂志在发现论文的问题后撤稿数量也急剧上升。根据2011年发表在医学伦理杂志上的一项调查文章统计，2000年学术杂志的论文撤稿的数量还仅只是个位数，而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近两百篇之多，10年间仅医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数就达到了742篇。其中73.5%是因为数据的错误或者未公示的原因，26.6%是因为伪造或修改数据。另外，撤稿数与杂志的知名度成正比，杂志的知名度越高，撤稿数就越多。 虽然有些科研论文的错误的确是无意失误造成的，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是抱着良好善意的目的修改数据，但科学研究最重要一点应该是：追求真实，且只追求真实。只要是人，就可能出现错误或者失误，但科研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这些错误不能是故意的，不能是刻意欺骗。因为科研的造假或者错误，不仅仅是事关学术声誉，有时也事关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