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体制

在经历了两轮科技体制改革而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仍待改善的情况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成为2006年以来逐步推进的第三轮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方向。可以预料，“十八大”后科技体制改革将进入推进力度更大的阶段。 　　而2020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要更上台阶，尚需跨越“三重门”。 　　改进封闭运行 　　横亘在这一目标前的第一道坎是，如何打破现有的自上而下封闭运行的科研体制。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是一种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上而下、由政府官员、大学科研院所专家及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封闭的体系。从确定研究课题到课题“发包”，从科研成果评定到科技人才评价，完全在这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目标由政府确定，这套体系尚能提出与之相应的科研计划以服务于经济发展。而步入市场经济之后，这套政府驱动的封闭科研体系完全无法“摸准市场的脉”。 　　此前的科技改革，虽然也曾鼓励、逼迫这些封闭的体制内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转化、办公司，但既未从根本上使这一体系成为包容企业在内的开放体系，亦未改变其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更难说增加了整体经济的技术含金量。 　　真正的经济主体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并不具备研发能力。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原本就只是工厂，并不具备多少研发能力 外资工业企业也大都是制造工厂，接单按设计组装即可，处于并不需要多少技术能力的产业低端环节 民营企业，往往是从简单加工制造起步，前沿技术开发只是奢谈。 　　当有科研能力的机构、人员无法真正为市场、为经济提供技术支撑，而市场主体又无力进行科研开发的时候，经济与科技“两张皮”也就在所难免。 　　建立开发型科研体制 　　那么，在不打破这套封闭的科研体系的情况下，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否可行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05年底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来，虽然颇有进展，但缺陷之处也很明显。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已依托企业建立了90多个国家实验室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企业承担的项目和资金远远超过科研院所承担的项目 科技支撑计划90%的课题也是由企业牵头。 　　但实际上，在封闭运行而又条块分割的科技行政管理体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存在诸多形式主义倾向，表现在：一是以企业为主体更多地是强调了企业的投入。但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下，很多科技计划、项目都是政府确定，而不是以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需求为主导。因此，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大投入，是企业帮助政府分担了科技创新的风险，而不是政府分担企业的风险。 　　二是“企业被参加”。一些国家重点科技计划申请过程中，从申报资格上要求申报单位中要有企业参加，但这些项目本身一般是国有科研院所为主导，企业参加，很多时候是为了申请项目的需要、为了获得政府的科技经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源于企业的生产或市场上的技术创新需求。 　　三是在政策支持的具体对象上，“以企业为主体”中的企业，更多是国有企业、大企业，而忽视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而从科技创新的历史来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 　　因此，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就需要打破这套自上而下运行的封闭科研体系，建立容纳企业的开放、互动型科技体制。 　　破除权力经济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需要迈过的第二道坎是，中国必须破除权力经济。 　　企业是否愿意创新，取决于创新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企业创新的动力在于竞争压力和市场需求。当前的中国，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片面追求速度 另一方面，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税收、土地等资源，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企业倾向于从优惠政策中获利。当房地产、金融、能源等低风险行业能获取高额利润时，很难想象企业会费力去做创新、甚至是做实业。 　　而房地产、金融、能源这些行业，本质上都是基于垄断的权力经济。在权力经济之下，要素资源纷纷流向这些行业，致使企业缺乏创新动力。 　　如果不改变权力经济，即便政府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最终也只不过开辟另一个寻租领域，而推动创新的政策初衷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最后一重门，是技术创新本身面临的形势已不同往昔。 　　上世纪90年代初后，技术体制发生革命性变化，产品生产由集成向模块化转变。在产品的集成化时代，如果不掌握技术，便无法完成组装 并且可以通过逆向拆解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 但在模块化的信息时代，通过逆向拆解消化吸收再创新已不再可能或者因为无法拆解，或者因为生产的模块化，而无需技术就可组装这也是“山寨”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但这种模块化组装，依靠的是低成本，而难以得到技术上的提升。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迈不过去这“三重门”，不仅创新型国家目标难达预期，且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长期低水平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 而要迈过这“三重门”，显然已经超出科技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是一场更艰巨的战役。

有科研&ldquo 国家队&rdquo 之誉的中国科学院(下称中科院)，刚遭遇了已下拨科研经费被部分收回的尴尬。 　　2013 年 11 月 6 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向各个课题负责人下发通知，宣布 2013 年所有院拨项目按 5% 比例对到款经费进行调减。实际上， 2014 年要过&ldquo 紧日子&rdquo 的不仅力学所一家，调减经费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统一行动。 　　这种控制科研经费的举措还在延续。一位中科院人士向记者透露：&ldquo 2014 年预算刚下来，先导专项核减的比较多。&rdquo 先导科技专项是中科院提出的一项战略行动计划,目标是在事关中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 　　收紧科研经费的信号在数月前已有显现。 2013 年 8 月 20 日，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一行拜访科技部，科研经费是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赵路在会谈中透露，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2014 年科技预算安排要从严从紧。 　　本轮科研预算从紧的背景是国务院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尽管如此，由于重点压减的项目为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像先导科技专项这样直接涉及科技经费的调整，出乎很多科研界人士的意料。 　　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通道。自 2004 年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连续八年实现 20% 以上的年增长。直到 2012 年，这一增长数字回落到 18.5%。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高投入未能带来高质量的产出。 　　随着科研经费的高速增长，科研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但成果质量提升有限。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曹聪分析，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与产品，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的创新企业，多数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 2009 年中国在专利和技术许可等知识产权上的逆差高达 100 亿美元。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著名海归生物学家施一公、饶毅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2013 年 10 月 22 日，财政部一份关于《国家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将科研经费存在的问题归纳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科技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 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跟不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经费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 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 　　2014 年，中国科研经费的增速放缓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改革再次蹒跚上路。 　　科研生态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 2008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对课题申报资助制度公正性的评价总体偏低，44.5% 的科研人员认为政府科研经费、基金的分配公正性一般，21% 的人认为&ldquo 不太公正&rdquo 。 　　当下中国的科技领域，行政化力量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中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科技经费配置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前苏联为模板，走计划发展道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遵循&ldquo 皇粮分配制&rdquo 的规则来获得科研经费，几乎没有竞争的成分。 　　第二段时期的历史节点在 1985 年，科技体制开始改革，财政科技拨款的初始配置渠道逐渐形成了&ldquo 以竞争性的科研项目为主导，以财政事业拨款为辅&rdquo 的局面。至 2002 年，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全面实施课题制管理，逐步形成了以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随后，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横向科技计划也纷纷效仿推行课题制，并制定类似的经费管理办法。 　　第三个时期为近十年，财政科技拨款体制又经历了新一轮的调整。尤其是 2006 年，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2014 年来临，科学界普遍的看法还是，科研管理及科研经费分配行政化依然是中国科研经费体制最大的弊病。 　　中国科研计划的制定，通常由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原则、指导思想、优先领域和项目指南，然后，从项目申报、审核、评估、立项、检查、中期评估、监督与管理，以及项目鉴定验收直至组织推广应用，形成一个长过程的行政管理链。公共科研经费投入分为国家、地方和单位几个层次，形成多部门、多层次构成的纵横交织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 　　弊端由此显现。由政府各部门主导设立的一些经费规模为几千万元到几亿元的巨型项目，每年会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申请指南，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指南。 　　对此，施一公和饶毅联名在美国权威期刊《科学》(Science)上以社论形式发文分析，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这些指南表面上勾画了&ldquo 国家重大需求&rdquo ，但由于指南中具体而狭隘的描述，基本可以毫无悬念地猜出经费预定给谁。 　　身兼官员和研究课题的人员，获取项目也更容易。科研院所、高校本身是行政化机构，&ldquo 从校长到课题负责人同时是行政管理人员又是学术带头人，这导致科研项目难以去权力化。&rdquo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张力说。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自上而下地组织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科研趋势。而在中国发生变形，施、饶两人认为，这一科研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在科学界发酵。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科学家缺乏自律造成的。例如，在项目评审中，被评者事先起草评审意见供评审专家修改，而评审专家一般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些语句而已。&ldquo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rdquo 蒲慕明曾如此表示。 　　在施、饶两人眼中，中国的科研圈是这样一幅图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部分反对当下科研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经费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有效资助 　　2006 年财政部的一次调研显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通过竞争方式下拨的比例接近 80%，远高于西方国家水准。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 　　当前科技拨款机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以稳定资助为原则的制度性、计划指令性拨款，即根据预算，从中央财政划拨到各个拥有公立科研机构的部门，由部门自主决定配置方式，经由各层体系层层划拨至下属机构的研究者。 　　还有就是基于一定期限的科研项目竞争性拨款。竞争性拨款是一种打破部门界限，采取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方式，有固定的期限，少则若干月，多则四五年。现实情况是，&ldquo 比如，教育部下达一部分保障性拨款，到院校内部，难以调配，还是需要校内竞争。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取代办法&rdqu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称。 　　美国也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占绝大部分，其中竞争性拨款也占比较高，但其能够保障稳定资助的实施。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0 年的经费预算为 312 亿美元，其中 20% 左右用于资助 NIH 所属的 24 个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 6000 多名科研人员不用每年都去申请项目，只是每四年经过一次评估，如果研究做得不好，实验室会缩减规模直至被关掉。 　　竞争性过度，会从整体上导致低效竞争过多，科研人员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经费申请上。为此，科技部颁布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比如，有工资性收入的科研人员，不再允许从课题经费中开支工资性费用，增设了非编制人员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等。 　　对这样的改革，国内科研人员并不是都满意。例如，砍掉与他们的收入直接相关的人员费。对此，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司长张晓原辩驳为，这实际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科研经费承担不起这一使命。 　　三张改革牌 　　各方面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获，科研人员对到手的课题经费比之前要谨慎得多。然而，从源头看，科研经费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在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至关重要。 　　理想的科研经费分配结构是在两种资助模式间取得平衡。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这个比例取决于国家战略，稳定支持经费应资助那些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项目。 　　矛盾在于，如果简单地提高稳定支持经费的占比，也可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形成新的&ldquo 大锅饭&rdquo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给科研单位的使命是什么?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的变化结合起来，而&ldquo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财政拨款制度，涉及的问题相当多&rdquo 。 　　国内正在尝试改革的另一条路径，是从经费申请和使用者两方面入手，对科研经费与个体和单位利益的关联加大制约力度。纵向科研计划在逐步施行更为严格的经费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使用的随意性，提高使用效率。 　　比如，预算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直接与未来预算是否被削减、削减多少相关。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国家项目的经费预算严格多了，&ldquo 普遍会削减 10%-20% 的申请额度&rdquo 。而且一个课题预算已经细化到，如每年多少人次出差，什么职称、目的地等。 　　这条路径的问题是，严格的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了科研经费使用中必要的灵活性，特别是探索性较强的科研工作，受牵制较多 高强度的过程监督，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使他们疲于应付各类检查、评估，降低了科研效率。 　　细节处也多有纰漏。《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设置与科研项目预算科目设置并不太一致。科研人员凭经验完成预算编制，财务人员很少能参与其中，致使预算编制不科学、不合理，失去了预算的严密性与严肃性。同时，国内纵向科技计划种类较多，在项目经费支出运算科目上也不统一，进一步增加了预算编制、执行和审计的难度。 　　&ldquo 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出成果是应该的 还要求我们懂财务知识，而且各个机构发布的财务审计标准、预算标准各不相同，都要去了解。感觉很累。&rdquo 上述化学所副研究员说。 　　严格的监管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 2010 年开始，科技部针对项目同质化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查重，然后请同行专家评审。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这个方法是有效，但成本很高。 　　况且，科研经费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由专业机构和人员承担，否则无法判断所发现问题是源自制度本身还是制度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也无法轻易发现制度漏洞并加以弥补。 　　美国科学基金会总监察长办公室作为一个专业监管机构，负责调查和处理资助项目经费使用中的造假、浪费、滥用以及其他不端行为。该机构 80 多位工作人员都具有科研背景或者法律、会计、审计等从业资格。与之相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监督审计部门不足 10 人，大多也没有会计和审计专业背景。 　　除了实施科研投入的源头调控，还有加强对经费申请和使用者的监管，科技部已经在试打第三张牌&mdash &mdash 增加项目评审的透明度。 　　万钢告诉记者，目前科研项目评审，所有过程全都录音录像，做到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全都进行痕迹管理，在追溯过程中不留漏洞。 　　近邻韩国，已构建了高度透明的科技经费流通渠道。政府研发经费直接拨付到科研单位，科研项目实施和成果评价的权力掌握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手中，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多个单位都可对科研经费进行监督，普通公民也可以上网查阅科技主管部门的项目计划书和资金拨款情况。 　　从 2013 年底起，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建一个科研信息共享平台，以避免科研领域多头部署、重复支持、相互封闭的现象。同一个研究团队在不同的科技计划中，提出目标相似而又处于同一研发阶段的项目申报，获得不止一个科技计划的支持，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同时，科技部还计划推行科技报告制度，把结题验收后的项目放到网上。 2013 年 11 月 1 日，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征求意见版已公开发布，提供了 1000 份免费科技报告。这样既有利于科研人员共享科研成果，又促进技术交流。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透露了另一项改革举措，&ldquo 最根本的要求，我们认为要强化科研项目经费的法人负责制，而不是课题组专家负责制，这是体制上的问题。&rdquo 具体而言，法人责任体现在编制预算时提供的服务、实施预算中的监管、调整预算中的快速核准以及对单位人员的信用管理上。　　这一步如何走，或将引发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

以研究细胞凋亡著名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似乎一直习惯将自己隐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回国十三年来，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他，让公众最 为“熟知”的形象应该是有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之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下称“北生所”)创始人兼所长。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高效研 究所的特殊之处，在于打破了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研究人员科研自由和空间。低调王晓东的这点知名度，一定程度上还得 归功于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引起的轩然大波。　　另一次备受瞩目，是在2015年1月未来论坛创立大会上，出现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王晓东和饶毅三位优秀华人生物学家首次同台作主题讲演的盛况。　　今年2月，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的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济神州”)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　　而这一次王晓东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饶毅正在为一个由民间多元化资本创立的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担任生物学家评委。　　“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推动。”王晓东说，该奖项的评奖标准，是在大中华区内发生的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40岁的勇气　　同样留美归来的施一公曾经形容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当时做出回国这个决定，对王晓东来说并不容易。　　出国的时候王晓东没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待那么久，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和那些大多数在海外退休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40岁。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　　当王晓东决定回国接受北生所聘书的时候，他听到最大的质疑声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再推后点，40岁的你正处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国实验室科研条件也无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岁再回来?　　当53岁的王晓东回过头看10多年前做出的决定时，只庆幸40岁的自己的确有勇气。　　学会“妥协”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开亮相机会，作为北生所所长的王晓东也常会感叹分身乏术。　　对于不爱抛头露面的原因，王晓东此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时直言，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兴趣，“你得总有一个平衡,到底是面向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总是面向大众，这一点其实我们真正做科学(的人)多少是有点‘不屑’的。”　　王晓东所在的科学家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作为科学家每上一次报纸就会丢掉一个朋友 上一次电视就会丢掉所有朋友。依据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面对媒体时说的话也不可能一直足够严谨，这些不够严谨的话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后，科学家同行们很容易给你打上“媚俗”的标签。　　“看你这么说就觉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还经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个人已经从(科研)第一线下来了。”王晓东说。　　为了保证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验上，王晓东曾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超过两次，每周工作不少于6天。但如今，想要坚持这个规矩变得越来越难。“我现在也很难保证能在实验室待足够的时间，虽然对我来讲在实验室的时间是最享受的。”　　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王晓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他在哪儿度假。王晓东的确是在度假，只不过他对度假的定义是有机会留在实验室。　　事实上，回国这么多年后，王晓东已经学会释怀，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是科研所必须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他还是会因此多少有点负罪感。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如今，已经迈过50岁门槛的王晓东最大的感受是时间越来越宝贵，如果能够把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也许是他对时间最好的利用。　　但“偏爱”实验室的王晓东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也坦言，科学家到了一定年龄要学会放手，比如尝试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培养下一代。　　如今，王晓东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让自己脑子不要懒，有时候不见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实验室里面，但脑子不能停止对实验的思考。　　坚持“体制外”　　北生所经常被外界描述成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　　曾经有媒体这样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是北生所。　　华大基因集团董事长汪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国家给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开了“口子”羡慕不已。　　王晓东并不否认北生所的特殊性，并且强调这种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和很多海归学者一样，刚回国那几年，王晓东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科研体制。“国内的科学群体比较小，真正能够理解你、欣赏你的‘内行’并不多。”　　相比海外比较成熟的评价系统，王晓东在初期需要反复地向“上级”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它确实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作为一个先驱，你总是要经历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给中国的科学研究尽快发展开了很多药方，而王晓东的药方就是要办独立的研究所。“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真正的好科学家，科学家不够，底子不行，开再多药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药方能一时把某个学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续。我们需要在人才、资源和体制上发力，打造创新体系。”　　从科研到高科技企业，王晓东的药方是科学要高于商业，需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但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是，现在中国的某些高科技领域极度缺乏合适的人才。因为很多领域以前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就不可能有现成合适的人才。　　偏爱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而李文辉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予科研自由和空间的特殊性与成果。　　经历十多年的特殊化发展之后，北生所交出的成绩单是：所内科研人员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质量为行业翘楚 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机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来自17个国家的28位科研人员“国际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入选的7名中国人中，北生所独占4席。　　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如此评价北生所：“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选人才上，并不太看重过去有过怎么样的成绩，而是更关注引进人才计划做的项目其整体目标是否足够大胆。　　“很多人考核关注提交的计划是不是足够严谨、是不是可行，我不关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干，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没有那样脑洞大开的能力，这些科研永远是低层次的。”按照王晓东的表述，他目前看过的所有计划，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按计划实现。因为一种真正看得很远的计划，很多细节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进去的。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　　而这样一个发现性的科学成果，很多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须得做到，做不到就没有发现，但是谁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发现。　　王晓东并不回避这么多年来，天天要面对失败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内心要足够强大，能够有坚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别人喜欢听什么就去说什么做什么。　　科学与技术的界限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两地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最直观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科学研究大环境，抛开经济水平差异和对于前沿科学的投入差别，王晓东不满意的是：中国是一个缺乏科学精神或者说科学传统的国家，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所以很难把科学追求真理和经济、技术发展的关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晓东的理解，科学和技术应该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而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不过，利好因素是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做科学的储备 此外，如今的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　　“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我觉得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了，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王晓东还是坚持，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也会把大家的路给带歪。